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4)

　　最后，蒋介石特别叮嘱：“此函不得发表，会毕，原件交还另存可也。”[41]尽管迄今尚不清楚这个组织的人事构成和具体活动，但可以肯定，蒋介石此次讨桂战争的胜利，不可能与此组织无关。

　　此外，蒋介石还从分化敌军、争取友军两个方面积极展开秘密备战活动。在分化敌军方面，因“桂系军力当时分驻在两广、武汉、唐山至山海关三个重点”地区，蒋介石采取了“粤、汉、津三路并进，使之首尾不能相顾”的策略。“对粤则为诱捕李济深，使桂系老巢陷于孤立。对华北则使唐生智出马，抓回其旧部，使白崇禧仅以身免。这两路配合俞作柏在武汉的策反活动而收分攻合击之效”。[42]

　　李济深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同为广西人，虽长期在广东统兵，任第八军总指挥及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但素与李宗仁等友善，互为奥援，确是蒋介石西取武汉的一大威胁。为消除这一威胁，阻止两广桂军救援武汉，蒋介石一面加紧拉拢李济深所部陈铭枢等将领，一面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屡电李济深北上入京。2月25日，蒋以国民政府早已任命李济深为参谋部长为由，电促其回南京任职。27日，又如前所说，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派其会同蔡元培等人彻查“湘变”，并电促其即日启程。李济深接电后，公开表示：“各总司令相率离京系回去办缩编，绝无别事，余约一星期内晋京。”[43]

　　3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核定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等人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李济深等人准备北上出席三全大会。次日，蒋介石密电陈铭枢：“如任潮兄未起〔启〕程来京，则兄万不可离粤，更不可派人代理职务。”[44]李济深作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此时已与陈铭枢联为一气，暗中监视着他的行动。因此，他仍按计划于11日经港到达上海，并在会晤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后语记者：本人担保汉口方面现在决无轨外行动。[45]13日，李济深听信吴稚晖等人“蒋先生以人格担保”其安全的诺言，不顾李宗仁对其入京“必被扣留”的警告，怀着“以国事为重”和“跳火坑的精神”，与蔡元培、吴稚晖等五人一起到了南京。[46]21日，即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李济深南京被扣后，第八路军独立旅旅长兼广州卫戍司令、公安局长邓世增等人一度欲推桂系黄绍竑为第八路军代总指挥，举兵抗蒋，但很快被早已与蒋介石暗相联络的陈铭枢等人化解。30日，陈铭枢、陈济棠、陈策、蒋光鼐、蔡廷锴发表联名通电，声明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其有谋不利于我粤而牵之入战争漩涡者，则为粤人公敌。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广东第八路军的全力支持。

　　对于蒋介石西取武汉来说，阻止两广桂军北上固然重要，而解决河北白崇禧部南下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河北白崇禧部不仅可以沿陇海铁路—平汉铁路增援武汉，还可沿津浦铁路威胁南京的安全。所以尽管白崇禧屡电主张和平，蒋介石仍对他及其所部唐山部队的行踪十分注意。3月3日，他电北平李石曾：“闻白剑〔健〕生(白崇禧字健生)已回汉，确否?请代探询其复。”[47]16日，电示驻奉天(今沈阳)代表方本仁：“请设法派探常驻唐山，令其每日报告军情。”[48]同时借张群名义亲电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万一唐山部队由津浦路南下，我第三集团军应在天津附近集中兵力，阻止其南下，并详报奉天□白之真意为要。”[49]17日，再电何成浚：“请查北平天津电局将白健生发出电报底码从速检来带京，并请该两处无线电台将白发出或各方致白电报接收速即电京，以便翻译。尤以其谊密与联密两码之电，须格外注意速寄也。”[50]为争取白崇禧部反正，蒋介石首先想到起用下野年余的昔日劲敌唐生智，因为白崇禧主力李品仙、廖磊等部均系其北伐时期旧部，且将士多为湖南人。蒋一面命龚浩到白崇禧军中活动李品仙等反正，一面密派刘文岛与寓居上海[51]的唐生智联系，要他出山接长李品仙等旧部。但受蒋严密控制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却故意放风说“自胶东事变发生，各色失意军人与匪联结，密谋淆乱，已迭见报载，张宗昌既抵烟台，图谋反动。而又传唐生智突于昨(二十二日)□日轮秘密来津，匿屋英租界某处，行动极为诡密，外人鲜有知者，刻津军事当局，正在加意防范中。”[52]把唐生智伪装成和张宗昌一样欲“与匪联结，密谋淆乱”的“失意军人”。事实上，唐奉命抵天津后，“即派亲信邓长庚去唐山进行联络。李品仙得讯，也派朱武彝、杨绩荪去津晤唐。信使往还，络绎不绝……其中只瞒了一个白崇禧。”[53]随即，一个“打倒桂系回湖南去”的口号便传遍了唐山军营内外。据当时报载，“天津客车满贴：(一)欢迎东山再起的唐总司令；(二)唐生智是总理唯一信徒；(三)欢迎劳苦功高的唐前总司令等语。署名为五十一、五十三师，一百五十一旅军官讲习所。系通过唐山时驻军所贴，开平、洼里各站亦然”。[54]此外，发放军饷也是蒋介石左右白部的重要手段。他先是命令“何成浚停发白部军费”[55]，继又电何：“如唐山北平之白部能早日逐白，宣言归中央后，则政府可发其一月之饷，以后月饷当由政府担任也，请速进行。”[56]其间，蒋介石先后嘱财政部长宋子文汇款何成浚100万元，其中50万元归何直接支配。[57]在唐生智、何成浚的运动下，李品仙等人于19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愿“追随左右，拥护中央”[58]。20日，唐生智由天津赶赴唐山，李品仙、廖磊等人通电声讨白崇禧，所部重归唐生智节制，成为日后蒋介石讨逆军第五路军。在此之前，白崇禧见部队失控，大势不好，已于3月16日通电辞去第四编遣区主任与三全大会代表，自天津塘沽秘登日轮，直航日本门司。[59]而蒋介石不知“白鹤”已去不复还，迟至18日才密令何成浚“对白务使拘捕，并可悬赏若干”[60]。白崇禧虽未捕得，但河北白崇禧部的威胁总算解除了。

　　利用驻汉桂军内部桂籍与非桂籍军人的矛盾，争取桂籍军人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是蒋介石分化敌军的又一关键步骤。武汉夏威、胡宗铎、陶钧三军，其中夏威为广西人，胡宗铎、陶钧为湖北人，是以有桂籍与非桂籍军人之分。蒋介石初曾以湖北人暗中游说胡、陶脱离桂系，岂料胡、陶不但不感“知遇”之恩，反而据实报告了李宗仁。[61]后蒋通过与李宗仁之弟李德辉有留俄同学关系的郑介民了解到，胡、陶利用地方财权，在军饷分配上每每厚此薄彼，以“客军”待夏威部，引起夏威部“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不平，便密派李明瑞韶关滇军讲武堂同学周伯甘赴汉晤李，促其“阵前倒戈，叛桂拥蒋”[62]。但李明瑞表示要听他表哥俞作柏的意见。蒋于是复派俞作柏至汉，最后说服了李明瑞等人。后来，李明瑞、杨腾辉果然如约行事，蒋介石十分满意，说：“李明瑞反正向义，其志可嘉，以后更觉主义之不可假借，军阀或有所顾忌矣。”[63]

　　在争取友军支持方面，蒋介石虽曾联络长江上游刘文辉川军前后夹攻武汉，但重点却放在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各军事集团上，而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尤为重中之重。因为冯不仅领有与湖北接壤的河南省，且控制着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其向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因如此，连远在柏林的驻德公使兼驻奥地利王国全权公使蒋作宾，都在为冯玉祥的态度牵肠挂肚。他在1929年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内传来极不好消息，冯(指冯玉祥)派不出席代表大会(指国民党三全大会)。”28日又记曰：“南京来电，冯之态度已明，愿加入讨桂。”4月1日再记曰：“连日各报纷载，蒋介石亲至武穴附近督战，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态度仍不明。”[64]蒋作宾日记所及，唯有冯玉祥，若阎若张，不及一字，说明冯的举动，的确是当时蒋介石及其支持者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