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7)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备战，蒋介石自以为已胜券在握，于5月初正式发动了湘粤滇三路会攻广西的第二期“讨逆”作战。湖南何键依据蒋介石的部署，“以主力经永州、全州，径攻桂林，以一部由右翼经西延、六峒、义宁绕攻桂林之侧，一部由左翼经灌阳、栗木、恭城，直取平乐”。其部队被编为四个纵队，以周斓师为第一纵队，“集中新宁、武岗，向义宁”；以刘建绪师为第二纵队，“集中永州、东安，向全州、兴安”；以吴尚师为第三纵队，“集中道县、宁远，向文村、灌阳”；以范石生师为第四纵队，“集中江华、永明，向恭城”；以罗藩瀛师为总预备队，“集中衡州、永州”。5月5日，各纵队及总预备队如期集中完毕，开始分途出击。[112]云南龙云早在4月24日便已决定出师讨桂。5月3日，他命所部分三路入黔，先助李攻周西成，然后向桂之柳州前进。[113]广东陈济棠也于5月6日就任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率所部香翰屏、陈维远、蔡廷锴旅和陈策海军各舰队沿西江西进，集中肇庆，准备进攻梧州。

　　但是，战争一开始就没有按照蒋介石预设的方向发展。首先，龙云所部滇军就“始终未入桂境”[114]。其次，尽管何键所部如期对广西发动了攻势，却没有出现蒋介石原先所期待的局面：桂军因此“移兵防备湘滇”，粤军趁机“占领梧州，直趋南宁”。原因是桂军这时已与冯玉祥秘密商定了一个联手抗蒋的计划。依据这个计划，冯玉祥的任务是由河南进攻武汉，威胁攻桂蒋介石中央军的后方，而桂军的任务则是“先下广东，剪除牵制，再和蒋氏周旋”[115]。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通电组织“护党讨贼军”(后改称“护党救国军”)，自任南路总司令，命附桂粤军“徐景唐部由石龙向广州东部进攻”；桂军“分两路向广州西部进攻”，黄绍指挥第一路“由现地经肇庆、三水向广州进击”，白崇禧指挥第二路“经怀集、四会向广州进击”。[116]这一形势，是蒋介石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或者说估计不足的。5月9日蒋介石致南昌朱培德电，应可说明这一点：“闻冯决攻汉，桂逆已达肇庆，形势将有变动。请兄来京面叙。”[117]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新形势，蒋介石首先指示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封锁消息，不让外界了解黄绍竑、白崇禧提师东进的真相。5月7日，蒋致电熊说：“两广战争消息，不准各报登载。”[118]接着，为抵御桂军的进攻，他先后两次电示陈济棠，一次是要求陈立即破坏某些失控的军事装备和设施，他说：“飞机如亦不听命，则请即刻派队烧毁，不可犹豫。军事惟有决心，此时万不能再信政治手段解决，否则反中逆敌缓兵之计也……虎门长洲炮闩，从速拆卸，勿延。”[119]另一次是要求陈密切注意敌军动向和肃清内部、巩固后方，他说：

桂逆主力行方不明，则应严防其最险一着，即出小北江，以断粤湘联络之道是也。李扬敬与余汉谋在北江实不安心，军事不进则退。又须巩固内部，凡内部稍有可疑之部队，应从速解决，或至不能妨碍我主力进行。而与逆军隔绝之处，万不可犹豫不决，临时仓卒，反陷其计也。此时我主力，第一，当先肃清内部，第二，在巩固后方。即先占领石龙、石滩，与虎门联成一线，为我根据，以待中央海陆军之增援；一面设法占领惠州。而广州一时之得失，无足重轻，只要能保存实力，则恢复省城绝非难事。李逆(指附桂李务滋部)已占领石龙，则我军更应回兵扫除后方障碍也，此乃上策。次则以陆军一部与海军扼守河口，而以主力向北江肃清可疑之部队，然后应付西北江之桂逆，是为中策。如固守省城，以待东、西、北江逆军之逆军(衍文)来围攻，是为下策。请兄抉择。但火车不可为逆军利用，应当集中使用。如我退守东江时，粤汉路车应设法毁坏，万勿姑息，使敌不能运用也。今我军既有海军与飞机，又有铁路能为利用，则切探敌踪，输运军队，扼止逆军，肃清内部，皆非难事。军事只求交通方便，则一兵可作数兵使用也。请断行之。[120]

　　此外，蒋介石还指示何应钦命何键根据新的敌情，改变主攻方向，由原先以主力“径攻桂林”，改为“乘虚急袭平乐”。后因何键坚持桂林、平乐方向同时用兵，蒋又亲电何，果断命其“应以一部趋桂林，主力速转向平乐，务于五月十八日以前达到该处后，直趋梧州，并以范(石生)部出连山，向广宁、四会前进”。5月13日，何键所部第四纵队占领平乐，对攻粤桂军后方形成包抄态势。[121]

　　但是，蒋介石很清楚，从战略全局看，桂军攻粤，即使得逞，也毕竟是局部问题，而河南冯玉祥攻汉则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武汉一失，不但前功尽弃，且湘粤攻桂各军，也势必腹背受敌，直捣桂巢，焉能有望?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抵御桂军攻粤的同时，同样重视甚至更加重视防冯攻汉这一战略大计，并当即指派参谋总长何应钦前往武汉坐镇指挥。

如前所述，蒋介石原本一直在联冯讨桂，即使有所防范，也是为了逼冯讨桂，但事实上，蒋对冯玉祥又一直很不放心，长期采取既拉又防的两面政策。早在3月1日，蒋为四川内乱，就曾致电冯玉祥，促其率部平川。[122]其真实目的，冯玉祥一看便知，“盖蒋欲本军平川，彼则专力对桂，且恐我与桂合也”[123]。4月初，因“冯、韩……无出兵确期”，蒋介石一面电令何应钦明白告诉尚留在南京的鹿钟麟，请他催促韩复榘“速以主力出武胜关，我第二路正面主力，必待其入关与我切实联络后，方能开始攻击”；一面又命其严加注意冯、韩动向，“瑞伯(鹿钟麟字瑞伯)态度、行动，亦请留心”[124]；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如屯兵石家庄，牵制冯南进。挑拨冯、阎(锡山)关系，以阎制冯。4月7日，蒋电何应钦说：“请百川(阎锡山字百川)兄驻宁之秘书长或参谋长来汉一叙。如徐声钰回京，可将冯与其面谈之计划关于先攻晋一段，与百川兄有关系之人面谈之，使百川兄知冯对其之怀抱也。”[125]可见，冯玉祥斥“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126]，并非凭空捏造。又如扣留外购军事装备之事，4月7日，蒋电示宋子文：“凡在外国所购枪炮、钢铁、飞机等件，非有中正命令，无论其任何机关护照，作为无效。非正式留存于海关，但不明说扣留也。”[127]其实，此举也是冲着冯玉祥而来的，因为他所购的飞机随即便在上海被扣[128]。再如展缓驻济日军撤兵问题，4月9日，蒋电示外交部长王正廷等人：“接收胶济，须迟一个月方可实行，最早亦须迟至本月杪。其接收部队须由政府明令指派(不可私相授受)，否则政府不能负责也。”[129]所谓“接收部队须由政府明令指派”，就是为防止日军撤走后的山东落入冯玉祥之手。此中奥妙，早在3月4日已为人窥破，并向冯作了报告：“日人虽急欲解决济案，惟蒋又恐鲁归我方，故迟延不决，是其过不在日而在蒋也。”倒是冯玉祥不太情愿往这方面想，3月1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八点起，段其澍来，言外间谣诼繁兴，王外长不愿解决济案者，恐鲁省落于二集团手耳。政府果如是，殊不识大体也。”[130]但很快就被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妇人之仁。4月17日，蒋给何应钦连发两电，前电言犹在耳：“如日本不允展期，则请政府以明令责成孙良诚(冯玉祥部属，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接防可也。”后电又到：“前计是被动时万不得已之举，今既可缓和(指日允展期撤退)，自当专心平桂也。”[131]“万不得已”才同意孙良诚接防，其防冯之心难道还不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