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5)

　　蒋介石既以联冯为重点，投入自然也较阎、张为多，不但“每月至少发五十万，或者八十万至一百万……前一个月甚至发到一百五十万元”[65]，为阎锡山50万元[66]的三倍，且特派邵力子为专使，常往河南辉县百泉、华山冯玉祥军中，请其“赴京、出兵，以保行政院正院长及两湖主席为条件”[67]。但是，就实际效果而言，恰与蒋的投入成反比，首先表态支持蒋介石讨桂的并不是冯玉祥，而是张学良。从现有资料看，张至迟3月19日前已向蒋表了态，有蒋介石此日复张学良之电为证：“廷(方本仁字耀廷)到京，拜读手书，肺腑之语，无任铭感。国有义士，人有忠友，革命必成。每于其忙之中，读兄之书，此心乃得大慰。”[68]张学良此书究作何言，今已不得而知，但既能令蒋读后感到他是一个国家“义士”和自己的“忠友”，在当时蒋桂剑拔弩张的环境里，除了拥蒋讨桂，还能作何解释?何况在此之前的16日，张学良派往山西晋谒阎锡山的代表鲍文樾已在北平向商震、何成浚表示过张学良“矢志服从中央，不计其他”[69]。此后五天，张还曾就冯玉祥、阎锡山联电征求其对时局意见时，复电表示他服从中央，东北军出动须奉蒋命令。[70]紧随张学良之后拥蒋讨桂的是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3月22日，他专电蒋介石表示反对李宗仁、白崇禧。第三个表态的则是阎锡山，3月29日，他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说：政府讨伐桂系，实具苦心，“锡山素以拥护中央，维持和平为职志，遭兹事变，义当整饬所部，静候命令”[71]。事实上，阎锡山此前已对蒋介石的讨桂要求有所表示，否则，就不会有3月27日蒋请他与张学良、何成浚共同维持北方秩序之电[72]，更不会有以下4月8日蒋介石给唐生智的电令：“请兄事事商承百川(阎锡山字百川)总司令，候其统一命令。是老长厚，吾人当尊敬之。”[73]惟有冯玉祥却迟迟不肯明言拥蒋讨桂。3月6日，他借口：“患神经衰弱等症，手足均肿”，告诉衔命而来的邵力子，“一时实难应命赴都也”。次日，又要邵转告蒋介石，他“三五年内，亦应出洋游历，实际考查各国政治社会情形，以为改造中国他山之助也”。一天之后，甚至当着邵力子的面直言蒋介石西征武汉之非：“吾令官兵为民挖渠，陕、甘既得灌溉之利，豫、鲁复免淹没之患。军资习勤，民沾实利，较之内战相残，徒以国家人民供牺牲者，胜过万万矣。”[74]惟其如此，蒋介石在继续联冯助己的同时，也对冯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3月17日，蒋得知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部“二万五千余人”，奉冯玉祥令拟由“杨村、廊房、霸县一带”，“开往徐州、兖州驻防”[75]，立即以张群名义电示何成浚设法阻止：“刘部南移，冯已向中央请命照准，未便另电阻止，以免怀疑。此事只有在其本身着想，最好先到德州附近暂驻，缓行南移。”[76]23日，又命徐州毛秉文师严密监视陇海东段战略要地砀山、归德近况：“砀山、归德附近请派专探，每日通信报告该地近状为要。陇海与津浦两路紧要，务盼兄时刻注意，并严为布置，随时电告。”[77]稍后，为防止冯玉祥所部自平汉路南进，还密令何成浚秘集重兵于石家庄，“以防万一”[78]。在蒋介石的利诱、威逼下，冯玉祥长期处于举棋不定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觉得蒋“对我军感情甚佳，倾向者亦颇众”，“论公论私，皆不能使蒋独任其艰”；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不惮敛天下之怨，而党权亦一人独握，纵能战胜桂派，吾恐继之而起者，仍将大有人在，殊令人不无怅怅耳”。直到3月28日，才为“情势所迫，不得已权行”答应邵力子“我方可出兵十三万，留十四万维持地方治安”。30日，正式电蒋：出兵讨桂，“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出武胜关”。[79]

　　南北各方讨桂态度的明朗化，大大加速了蒋介石的战争步伐。3月26日，他在明令申讨李宗仁等人的同时，任命朱培德为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何键为第四军军长，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27日电示朱培德务必“注重于通城、大冶、兴国(今湖北阳新)方面之逆军，其主力或即由该方面进攻我武宁、瑞昌……希令各师长速到前方严密戒备，以待二十九日第十师集中瑞昌，然后齐头并进。”[80]同时命令方鼎英“九江登陆后，请即向瑞昌集中，对兴国方面警戒搜索，限二十九日以前到达瑞昌。”[81]其间，他还亲自出面坚持起用昔日劲敌张发奎，一面向陈铭枢等人解释：“向华(张发奎字向华)表示绝对服从，且不愿负任何名义，并宣誓决不回粤，中(正)可负责担保也。”[82]一面电令方鼎英等人欢迎其回第四师任职，他说：“刻命张向华兄回第四师指挥。彼对讨桂具有决心，且拥护中央甚诚，请兄等以个人名义，一致欢迎，并请其指挥各师，以坚其志，则于作战更能奏效。希照办。”[83]28日，蒋介石下达全面攻击令：(1)以主力略取武汉，同时以一部攻击长岳路，期于两广逆军未到前歼灭武汉之敌；(2)第一路以主力向岳州、蒲圻间进攻，一部向长沙前进，威胁逆军退路；(3)第二路限4月3日前击破当面之敌，然后以主力经黄陂及沿江前进，限5日前到达武汉附近，与第三路协力攻取武汉，以一部渡江策应第一路军作战；(4)第三路限4月5日前分经襄阳、武胜关，到达武汉附近，会同第二路主力攻取武汉。[84]

　　战争的实际进程，远比蒋介石的预料为迅速与顺利。28日当天，第二路军占领武穴，抵达广济。30日，攻克罗田、蕲春，敌退阳逻、黄陂。4日1日，再克黄冈、麻城。同日，蒋亲至黄冈督战。他一面电令方鼎英“夏威部已于艳日(29日)移至江北，其主力在击破我江北之主力，而江南岸只有叶琪与程汝怀部，其力甚微，请协同第四师速进占领咸宁、蒲圻，即进取武汉为要”[85]；一面电告宋子文：“哲生(孙科字哲生)介绍之美飞机，以十万一千美金千(衍字)售，先付二万五千美金为定银，余数三个月后还清。请兄直接速付定银与该美人，并令张静愚(航空大队司令)将其中之水机从速□早飞来，如候至虞日(7日)则无用矣。”[86]在蒋介石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胡宗铎首先动摇，于4月1日晚派出和平秘使，请求停止进兵，但蒋介石态度强硬，表示：一、“可停止进兵；二、但要胡宗铎先就编遣特派员职；三、派重要人来接洽，潘宜之(武汉市市长)如愿来，亦不拒绝。”[87]4月2日，双方主力激战于五通口、新洲、碾子岗、黄陂一带，蒋急调徐源泉师增援，令其4日晨开到团风。

　　在此关键时刻，临时代替突发喉疾的夏威为前线总指挥的李明瑞，果然不负蒋介石厚望，信守当日诺言，在黄陂“率领夏威部”，离开战线，“撤至孝感，张贴打倒胡宗铎、夏威、陶钧等标语”；并于3日与杨腾辉发表联名通电，表示“誓以至诚拥护中央”。[88]紧随其后，何键也宣布就任湖南编遣特派员及讨逆军第四军军长职，电劝夏威、叶琪等人下野。蒋介石乘势指挥各部全面出击，扩大战果。他命第二路军第八师由茶棚冈西进，骑兵旅向长弘岭、高阳桥西北地区搜索前进，第一师由罗家田经长堰攻敌右侧背，占领黄陂，截敌归路，第九师相机策应第一师；第一路右翼军以第四师经通城趋咸宁，第十一师经通城以北地区向贺胜桥，第十师经金牛镇直捣纸坊，然后合攻武昌、汉阳，接应江北第二路军；陈绍宽海军继续进攻刘家庙。4月4日，蒋乘舰抵达鄂城，以海陆空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告第四集团军将士书》，声明政府不得已而用兵，但“惟知严惩祸首，绝不牵连各将士”，希望各将士“服从中央，严守纪律，静待后命”。[89]在蒋介石的军事攻势与政治利诱及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的影响下，胡宗铎、陶钧所部更加动荡不安，“罗霖最先反正”，门炳岳、危宿钟旅继起于后，全军顷刻土崩瓦解。[90]胡、陶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匆忙撤离武汉，率残部向鄂西退却。4月5日，蒋介石“兵不血刃，时不兼旬”[91]地占领了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