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6)

　　武汉之战，何以有如此佳绩?不能不说是蒋介石战前周密准备的结果。试想，如果没有他对自身军队的及时调遣、约束，没有他对敌军的有效瓦解和友军的积极争取，夏、胡、陶能在开战后短短几天就陷入如此深刻的危机和困境吗?可见，4月8日，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吴铁城的临时动议，以全会名义对蒋介石的讨桂“劳绩”表示敬意，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奉迎之举。

　　三、攻防结合：征桂目标的实现

　　蒋介石占领武汉后，并没有就此止步，因为他还有更高的军事目标，即彻底消灭桂系的军事实力，夺取其最后的根据地广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直捣其巢穴”[92]。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讨逆军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由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以根本铲除桂逆”[93]，其中湘军为讨逆军第四路军，由何键任总指挥，粤军为第八路军，由陈济棠任总指挥，滇军为第十路军，由龙云任总指挥，并随即开始了紧张的备战活动。4月12日，他电召何键到武汉“面商攻桂及编军问题”，决定“约编三师，以吴尚、周斓、刘建绪为师长”。[94]14日，又命何键选派所部20个团以上兵力，于月底集中桂边，5月1日开始攻击，15日以前占领桂林，然后向柳州前进；命龙云选派所部12个团以上兵力，限5月20日以前集中广南、剥隘一带，30日以前占领百色，向龙州、南宁前进；粤军因内部意见分歧，陈济棠主暂取守势，而蒋光鼐、陈策等人力主积极进攻，蒋介石为此密电陈铭枢以团结为重，勿操之过急，但秘密准备“不容稍缓”。他说：

　　粤中将士征桂既不一致，强之反召分裂，可祗可缓和，以资团结。但须知此种心理即为亡粤之根性，并知桂题不决，则粤必亡。此时口头固可主缓和，而准备应当积极，不容稍缓。今与湘何键、滇卢汉面定计划，决于本[月]底湘滇兵力集中桂边，桂逆必知，待其移兵防备湘滇之时，粤当出兵协同海军，以占领梧州，直趋南宁。如粤中真不能出兵，则决以朱绍良、方鼎英、李明瑞、杨腾辉各师由海道运粤而加之，以蒋光鼐等忠勇之师协同陈策海军直捣其巢穴，亦绰有余裕。惟兵站应亟秘密，准备请兄派员筹画之。如伯南(陈济棠字伯南)反对此举，则事先不必与其明言，届时彼当赞同也。上陆地点，三水与钦州孰便，请兄决定。[95]

　　而对陈济棠则仍然要求其选派18个团以上步兵，加上海军、空军，于4月底集中肇庆附近，5月1日出发攻桂，15日以前占领梧州。为满足龙云解除贵州周西成扰其后方的要求，早在4月10日，蒋介石就电令贵州籍人士、交通部次长李仲公“速电周西成，请其即日表明态度，共同讨桂，并派员来汉协商”[96]。后来，又要求新任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刘湘以川军赖心辉部协助龙云监视周西成的行动，他说：“赖心辉派李霖来汉，表明讨桂诚意，并称愿与兄(指刘湘)联络，中(正)意请兄与之接洽，使之监察黔方行动。黔周(西成)虽表示服从中央，但其与桂系关系太深，恐难置信。故请兄留意，并请相当接济赖部，中拟暂编其新编师也。”[97]4月23日晚，蒋介石为攻桂问题亲赴湖南长沙，与何键作最后部署，决定将湘粤滇三路攻桂时间分别延后5至10天。5月3日，他电令陈铭枢、陈济棠“如期攻桂，以免后患”，并告知“中央决定调黄绍来中央候用，而先以吕焕炎为广西特派员，伍廷飏代省府主席，视其以后内部如何变化也……总预备队如必要时，则可调李明瑞南来”。[98]其所派代表邱文、廖武郎也于同日抵达广州，以所携蒋之密令促陈济棠速就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

　　与此同时，为最大限度地扫除征桂道路上的障碍，蒋介石对退守鄂西的桂军残部更是穷追不舍，毫不放松。当时，退守鄂西的桂军尚有胡宗铎、陶钧、程汝怀三个师，叶琪师的一个旅，夏威师李朝芳、尹承纲旅各两个团，张义纯师的两个旅，另外是警备旅、特务团等，实力并未削弱多少，李宗仁、白崇禧盼望他们能够渡江取道湘西回到广西去。[99]而胡、陶、夏内部也有人建议“将军队扫数渡江，进驻湘西，与广西联成一气……以待大局之转变，转败为胜”[100]。这是蒋介石预料到的。为阻止胡、陶等部渡江转进，蒋于4月5日抵达武汉当天，便在任命鲁涤平为武汉卫戍司令(未到任前由刘峙暂代)、刘文岛为武汉市长的同时，命令刘峙按原计划攻击前进，务期消灭逆军，以除后患。4月8日，又致电四川刘湘：“能速派一师以上兵力东下更好，但须集中荆(门)、沙(市)，截击溃逆，万勿在宜昌停留，使残逆漏网也。”[101]9日，再电何键速命湘西谭道源率所部至石首、公安、松滋一带截堵武汉方面溃军。10日，指令第二路追击队司令官朱绍良、副司令官夏斗寅率所部自天门、仙桃镇向荆门、沙市追击；第一路追击队司令官张发奎，副司令官方鼎英率所部自武汉、嘉鱼溯江而进，不得有误。11日，电令门炳岳率所部会同谭道源阻止桂军渡江南窜。其间，他还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一面对已经反正的门炳岳、危宿钟各旅长“照委原职”[102]；一面致电胡、陶，声明“此次背叛，罪在李、白，对兄等不加追究，如将所部交所属统领，对兄等行动更不加束缚，居汉出洋皆可”[103]。随即派出行营参谋主任贺国光、孔庚为谈判代表，奔赴荆门、沙市胡、陶军中接洽有关事宜。

　　在蒋介石的军事、政治压力下，4月12日，程汝怀等人致电贺、孔，表示桂军各部已在荆、宜(昌)停止待命，请速到沙市会商一切，并请转陈蒋介石命令前方部队停止进兵。但蒋介石未加理睬。陈绍宽继续率海军攻击前进，13日在马家寨与桂军展开激战。14日，蒋介石命令朱绍良、张发奎等务于15日占领荆门，17日以前占领沙市。15日，川军刘湘部东出巴东，到达宜昌附近，蒋再电朱、张所部和陈绍宽海军加速西进，以与刘湘收夹击之效。同时命刘湘以重兵扼守巴东，严防桂军西逃；谭道源部限22日前赶至长阳、五峰，阻其南渡。胡宗铎等人走投无路，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表示输诚。16日，蒋指示行营总参谋长贺耀祖复电孔庚，桂军须即日退出荆门、沙市，所有部队开至建阳驿、半月山、鸦雀岭等处，接受点验、改编。次日，他踌躇满志地电告刘湘：“胡、陶等来乞降，愿听命改编。彼自愿离队出洋，刻已派员谈判中。我军昨已占领沙洋，荆门亦于今日可占领。已令朱(绍良)师长由荆门出当阳，与庚师在宜昌附近联络矣。”[104]21日，胡宗铎、陶钧、夏威三人联名通电下野，鄂西战事暂告一段落。

　　鄂西战事虽暂告结束，但蒋介石仍要求各路追击部队对胡、陶、夏所遗桂军严加戒备。29日，他一面电令方鼎英部“暂驻原地，一俟新编各师(指胡、陶桂军)调遣完毕，再行移动，于此休息期间请竭力整顿部队”[105]；一面指示谭道源：“胡、陶、夏已离职出洋，荆、宜各师皆已就范待编，可勿进攻。惟仍须严密戒备，由宜都至巴东一带须择要配备警戒，以防疏虞，并与海军陈(绍宽)司令切实联络。刘湘部唐式遵师长已占领巴东，亦请联络，与其分配警戒任务。”[106]5月3日，蒋介石听说“吕超、潘宜之、戴天民尚在宜昌播弄是非，并怂恿各师入川扰乱”，随即令贺国光“切实查明，并限令宜昌部队将吕、潘、戴等解京惩办”。[107]8日，他甚至电饬刘峙：“鄂西各师移防，限元日(13日)以前开拔完毕，不得延缓，并派队严密监视。如届期不移，则应以违抗命令，用武力解决之。”[108]至于夏威及其所部欲回广西，就更不是蒋介石所能容忍的了。据蒋说“夏威所带军队六团[四月]廿三日以前本想由宜都经黔东回桂，后经阻止乃夏威始与胡、陶廿四夜同船东下”，并于5月1日到达上海。[109]他还曾电令何应钦以“不著痕迹”，且极为“优待”的方式，与“令其劝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从速离桂出洋，最好不与外人知”的动听之言，暂留夏威于上海，“盖恐其回桂报告鄂情也”。[110]5月3日，夏威行将离沪，蒋电令陈铭枢等人务于香港阻其回桂，他说：夏威“约明日可到港，当时言明到港后，候其家眷即行乘船赴欧洲考察。请与港政府切实交涉，严密监视其乘船赴欧，不许其回桂。至夏部驻宜都各团，昨日已一律移至北岸宜昌，决不能回桂，勿念。”[111]在蒋介石的坚决阻止下，夏威及其所部终于未能回到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