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与文化变革：中国近现代“反孔”的深(5)
辛亥革命网 2011-05-19 00:00 来源：《河北学刊》 作者：李喜所 查看：
辛亥革命时期，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冲击具有了新特点。革命党人和康有为拉孔子做大旗来推行其维新思想不同，他们是直面孔子，旗帜鲜明地予以抨击；也和洪秀全的焚书砸孔庙有别，他们是运用民主革命的理论，从学理上批判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封建主义本质。邹容在《革命军》中系统而深刻地批判了孔子为中国历代封建皇帝所利用，成为推行专制集权的思想政治工具，儒学把国人都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唯唯诺诺的“奴仆”，要想中国进步，首先要打倒孔子。章太炎则批评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是“忠君”的“伪学”，专“以富贵利禄为心”，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还有革命党人深刻指出：“君主无圣人,则其压制臣民较难，惟有圣人而君主乃得操纵自如，以济其奸。”总之，虽然他们批判的规模有限，深度也很不够，但毕竟开创了在理论上抨击孔子及其儒学的先河，为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封建帝制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但由于承载思想文化变革的深层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没变，随着革命成果的丧失，尊孔之风猛烈回潮。陈独秀一代不得不再次发动新的反孔运动。
回过头来看，无论是洪秀全、康有为的反孔，还是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前后的排儒,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用，但却没有留下传之久远的经典的文化成果，开创性的文化奠基作品难以寻觅。倒是1930年代前后新儒家学院式的“返本开新”的儒学研究，留下了一批经得起推敲的可以传之久远的代表中华民族文化水平的成果。冯友兰、汤用彤这些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积淀，对西学也有透彻的了解，既不泥古不变，也非食洋不化，他们在振兴儒学的过程中，创新性地改造了儒学，将孔子向现代拉了一小步。从广义上讲，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反孔”。这正是陈独秀、胡适一辈在发动新文化运动初期所盼望的。美中不足的是，这些富有积极意义的学院式的成果没有通过大众媒体转化为民众意识，其影响力主要停留在学术界。
从太平天国到五四时期，所有的反孔都没有真正成功。核心问题就在于孔学赖以成长的“土壤”即经济基础没有根本改变，社会本体不变，却反复发动意识形态的革命，超越了经济社会的许可，当然难以成功。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写的一篇文章中说：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讲经济基础决定一切；后半部分是强调通过阶级斗争来推进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一个是基础，一个是手段，二者相辅相成，协调发展。但五四运动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则似乎忘却了前半部分，很少讲或基本上不讲经济基础决定一切，而一再强调阶级斗争决定一切。这就造成了近百年来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革命，毫不在意经济基础的许可。处于这种认识水平的批判和清除孔学运动，负面的东西不言而喻，陈独秀一代的“打倒孔家店”也没有逃脱。马勇在编辑五四启蒙史料集前言里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他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