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论（辛亥百年祭）(9)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作最基本的理解，但人们往往直接询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发生资本主义社会替代封建社会，而不是去探索世界化意义的现代与中国传统如何融会贯通。我们应当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社会机械进化论的思想，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也不具有私有制的本质，我们可以消化西方文明的现代成果，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但无法革命性地改变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无法革命性地改造我们的社会。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革命，其本质是无意识的社会自身进程，“社会总是社会形态的自身存在，当这种无意识的存在形式被自觉时，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了，因此虽然人类社会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现代社会等历史意义上的划分，但这只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形态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不是在历史规律的意义上相续自身转变，而只是历史自身无意识中实现的革命，就是说，革命本质从来只是社会无意识行为，当它被意识到时，革命已经发生或完成了，事先设计好的、有历史决定论或历史规律意义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自己的范式完全不可比拟，革命本义的反决定论性质就可以使革命成为自己的悖论，”（周剑铭：儒学现代化之路——中西文化中的儒学与社会学）因此，社会、经济和相应的社会制度，只能演化性地进步，不幸的是，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革命误植于社会革命理论中，造成了文化与社会秩序的混乱。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革命，以社会混乱替代了社会自身的演进，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和以后的国内革命过程，都是这种混杂交织过程的反复重演。

　　清朝的终结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终结，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缓慢转变，从唐、宋、明、清早就开始了，中国有自己缓慢的世界化进程（比如日本学者的观点和中国学者的观点），中国自己是否有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社会，我们现在己经无法知道了。清朝的终结，是一个中国封建王朝在中国历史中的必然命运，处于中国自己的世界化进程中，这个过程与西方的世界化恰巧同时发生，但人们把清朝的终结只当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把一个封建王朝的革命与社会革命同一化了，一个文化的国家被抛弃，政府的替代成为革命的目的，也成为了治理国家的工具，有了革命政府，却失去了文化根源上的国家。

　　西方现代国家的概念，建立在文化、历史和社会制度统一基础上，是国家主权和人权的统一。尽管对“国家”这一概念，理解和解释多有不同，但对“中国”，这个传统的国家概念，历史和文化是最根本的基础，也正是这种强烈的文化国家意识，使“中国” 大体以思想意识和礼仪形式表现，而没有特殊的概念和制度，封建王朝的朝庭制度替代了名义的国家，政府功能顶替了国家意识。对中国封建社会而言，作为文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作为政治的制度化政府是整合成熟的，作为国家意义的“中国”与作为管理体制的“中国政府”，在现代世界化中被迫重新定义，甲午战争粉碎了“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国家与清政府之间模糊的混合，戊戌变法中的儒家官僚对此做了救亡图存最后一次努力，清政府的代表合法性随之完全消失，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革命就是由改朝换代的封建革命意识与世界化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悟混合而成，以天下国家的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的世界化意识去革命封建意识形态，这集中表达在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政治纲领和“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上，中国封建革命与融入世界化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悟，混合成为反封建的政治革命意识形态，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成为了意识形态革命最激烈替代模式，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激化为社会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成为了中国近代意识形态革命主导的社会大动荡的信号。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终结的里程碑，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它却纠结着模糊未清的事实和观念。由于“中国封建”这一概念，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相关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社会等，其概念内涵和外延混乱不清，因此，很难谈上辛亥革命的成功或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官僚的中央政府，移植了西方国家中央政治模式，但只不过是地方割据的封建，代替了中央王朝的帝制封建，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结构并没有根本性改变，辛亥革命前后发生的社会秩序大动荡和军事、政治大洗牌，基本上，只能归纳为意识形态革命的混乱，辛亥革命之后发生的批判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及继起的五四救亡运动，都有可以看作是这种意识形态革命的延续。

　　在自身的进程上，社会是文化的文明形态，但在不同文化交互的世界化过程中，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与文化的整合关系不再存在，如果说，西方的新教伦理，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但在近代中国，意识形态革命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起了社会自身基础的破坏性作用。在意识形态革命的混乱中，随着西方文明挟带而来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成为了大批激进知识分子的信仰，一方面有了批判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文化精神的崇高变为热血实践，一个文化国家的伟大观念使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对国家的特殊感情，蜕变为社会革命意志，为民请命、舍身成仁的儒家情操气节，蜕变为革命暴动和游侠刺客暗杀的革命精神，受传统文化教养的良家热血青年“以命酬国”、“以身殉志”，这种意识形态的崇高使革命成为合法，辛亥革命的真正意义就是使人意识到，王朝封建制度并不完全代表中国封建的本质。顾炎武知道一个文化国家与朝庭政府的区别，但是中国传统的王朝革命和近代的意识形态革命的结合，造成了巨大的误导，先进而迷茫的知识份子把革命的锋芒指向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蒙受了不白之冤，意识形态的社会革命本身就是破坏性最大的社会动乱之源，长期的意识形态的混乱使社会形态扭曲和紧张，社会秩序的自动稳定作用消失，社会本质的创造性动力消失，社会在意识形态的主观中被强制，中国传统和西方方明的生活方式同样遭到污染，社会道德浅化、信用瓦解、廉耻倒置、人际关系卑劣、形式虚假、真实受排斥、情绪浮躁、趣味低俗、气氛斗争性紧张……而中国封建的意识形态和机制却在社会革命的动荡中不断改头换面，僵而不死，财富观念仍然主导社会意识形态，政府管理权力强大，体系庞大，管理运行成本高，过度敛积和占有社会财富，财富使用效率差，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这一切与世界化的文明进程相错位。

　　辛亥革命的百年反思，使人们看到：意识形态的社会革命并不能代表社会自身的进步，大众社会观念更新，只是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处在世界化的大潮之中；意识形态的社会革命，最多只能造成个人身份意识在世界化的形势中觉醒，而不是真正自觉到中国人是一个世界意义上的公民；意识形态革命带给社会的，只是浮光掠影式的流行风尚：“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 放足鞋兴，菱鞋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卡片兴，名刺灭”。（1912年3月5日时报）意识形态的社会革命引导的社会变革是有限的，并不能改变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质，军阀割据使官僚士绅政治让步给军事政治，接受了革命意识形态的中央和各省士绅、旧官僚获得新地位，依然掌握各种社会权力。辛亥革命后，资本生产意识在大城市中引发开工厂、设银行的民间风气，最多只能与生活文明化的变化进程相比较。处在世界化进程中的中国，并只是一个追赶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国，中国封建在本质上依然存在，清王朝的溃灭只是“势”，而中国社会的真正现代化不是势，而是远未为人们所认识的“圣人之意”，不从这一点上理解，就谈不上辛亥革命的成功或失败，因此，说辛亥革命只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或许更有启发性。如果说，以意识形态的社会革命替代社会自身的进步，造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长期混乱和不自然，那末对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的再革命，即以思想、思想范式革命引导的意识形态革命和制度变革，就是对社会发展不自然的纠正，就像欧洲文艺复兴时，希腊罗马精神对中世纪宗教意识形态的革命与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自身进步一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世界化文明的结合，将是辛亥革命百年后的中国社会，在世界化的现代中的真正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