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论（辛亥百年祭）(11)

　　中国农业中，土地性质、气候周期、人口生命周期等因素相结合，造成了家庭小农经济长期占主要地位，享受性生存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负面意义的。中国封建社会财富形成的特点是长期的缓慢积累，中国人的财富积蓄，主要是以人的勤劳、节俭、和个人主动性牺牲为代价，存量财富成为最现实的财富形式，没有私有制制度保证的土地是最主要的财富形式，就是说，土地主要是以“假物为用”而被社会化，有土地即是地主，这是一种财富意义上的占有，经营形式并不重要，资本化意义上的自营或出租，也就不会成长为一种经济意识，财富不同于资本，比如，财主不同于资本家，有钱可以是财主，却不一定是资本家，在这些基本性质上，中国封建的社会意识形态以财富为本质，无论是封土建藩的封建或郡县制的封建，都与这个社会意识形态一致， “财主”成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讽刺，实际上，所有过去的中国人都是地主或迫切希望成为地主的人，从皇帝、勋贵、官僚、市民、到农民莫不如此，地主只是贫富之别，历史上有各种社会身份的地主，如豪强地主、世族地主、形势户，缙绅地主，中小庶民地主、工商业地主等等，他们并不能统一成为一个社会阶级，地主只是一种以土地为主要财富的比较等级，把地主划为阶级只是现代政治革命的需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身份可以有贵贱之别，而以财富确定人的社会身份，与儒家文化不相容。从原初封土建藩的井田制到春秋战国井田制的瓦解，与中国早期市场经济发展同步，商鞅变法废井田，民得买卖土地，租佃制逐步成为农业经营的重要形式，租佃制就是中国封建意义上的“地主”经济制度，封建地主经济本质上不同于契约本质的资本经济，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封建在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由于家庭小农经济能够忍受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所以，中国农村没有形成西欧经营式农场的资本化和农民的无产化过程，产权的不确定性无法实现土地的权益分离，地主不会把部分剩余积累起来，用于投资性使用，农业生产不能实现资本化的经营，达不到一定规模的经济效益水平，经营式农场从来没有在中国出现。由此可以看出，并非小农经济排斥市场经济，而是封建制度排斥市场机制。

　　土地作为主要财富被人追求，这就造成了政治权力与土地兼并的自发性结合，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土地兼并，不能被理解为私有制的恶果，相反，是没有真正私有制所必然产生的情况。土地兼并正是与中国封建的本质相对立的，“耕者有其田”实质并不与中国封建本质相对立，而是与土地兼并对立的，这正是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所在，几乎每一次封建革命都从土地口号的诱惑开始，而以作为财富性质的土地私有的再破坏而重建一个新王朝。土地兼并损害到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结构，因此也受到封建王朝政治的限制，这一点也成为历代变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虽然家庭小农经济的效率难以承受整个社会人口增长的压力，但可以提供一种最低可容忍水平上容纳的人口，农业产量增加主要靠劳动力的投入，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以从事家庭手工业，农村雇佣劳动，农业短工或长工，手工作坊雇工、城市服务性的下人、伙计，以至现代工厂的工人，使中国封建政治制度能够在巨大的人口和资源压力下长期延续。中国封建制度使这种对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成为一种几乎没有成本、没有社会福利回报的无穷吸取，为中国封建政治提供了无穷的财富积累和社会稳定，从而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到一个很高的相对水平。甚至当西方社会的现代文明，从资本和自然资源经济进入到金融市场与人力资源成为主角的时代，中国传统封建的财富敛积、劳力资源和环境代价的经济，似乎又一次得到空前的兴盛，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时代背景上，这种封建本质的经济已经达到相对产能过剩的危机，与世界化的文明进程差距更远，并且得不到社会自身本质性进步上的化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生存关系是第一要义，今天，这种人类的环境意识和人与自然发展的一致性，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的主题，一方面，人类能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充份发展人类自己，另一方面，人是目的，也是资源，人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再次被提高到一个全新的认识水平，如何人自身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取得一致，成为当代最重要的自觉，现代的世界化也是人类社会的世界化过程，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再整合，生态意识、公民意识、国家意识、全球意识，在世界化过程中正在剧烈地重整，对于中国而言，一个文化观念的国家与现代国家的整合，是一个长期历史进程中的现代部份，文化观念的国家曾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主导长期存在，这种超历史的文化形态，仍然是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核心，必然与当前不可阻挡的中国社会的世界化进程一致，在完成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制到契约制的现代社会的制度性转变过程中，中国文化中的文化个人主义素质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精神融合，在社会机制的制度化的整合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从儒学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只有在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论域中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才可以使现代中国与现代西方的分析，处在世界化的“现代”视域中，使中国将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样的课题获得实质性的意义。

　　与本文相关的观点可参见周剑铭论中国思想和中西文化系列文章

　　二○一一年二月 由柳渝编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