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论（辛亥百年祭）(7)

　　单纯从政治意义上理解，专制是由对人的直接控制，随着社会的进步，从封土治人的人身统治到制度化的官僚机器，再到对意识形态的直接控制，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专门化和精细化过程，封建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国家机器自身不断增强，使对人的专制通过管理工具合理化而更全面、严密，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王朝体制中，从汉、唐文官性质为主的宰相制向最终清代军机制不断强化的过程，秦汉的丞相被魏晋的尚书取代，接着中书省取代尚书，东晋时门下省更换了中书省，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等，就是内朝政治不断挤缩朝议、谏议制度，这与历代“变化”一样，不断强化专制与管理系统自身适应性的改变。

　　四、文化的国家与帝制官僚政府

　　现代“国家”这个概念，无论对中国或西方，都是形成过程中的观念和政治实体。所谓“民族国家”（ Nation-State），包含了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义，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地理、民族、政治等因素，形成意识形态与制度化的政治实体，所以，“民族国家”，既有对“历史”传统的继承性，又有社会特殊的制度性。“民族国家”，一方面，对“国家”的认同而成为“民族”，另一方面，“民族”制度化而成为“国家”。因此，现代国家最基本的内涵，是政教分离的公民国家和政府权力的法制国家，宪政这一概念，大抵上包括了这两方面的意义。

　　对于西方来说，由最初的城邦国家到后来的罗马帝国，逐步形成了原初的政教合一国家。罗马帝国之后，欧洲形成了封建王权与基督教神权结合的经济政治体系，随着城市世俗社会的形成，世俗方言兴起，统一市场的发展，公民意识觉醒，王权与市民力量结合打垮了封建贵族和神权，人民由效忠于领主、城市，转变为效忠于国家，民族对主权国家的认同，形成了近代的民族国家。

　　与此不同，“中国”这个古老的概念，不仅是地理上的中心之国，也是封土建制的中央王朝之国，更是文化意义上的“以人为心”的中心之国。 “中国”，首先是一个文化国家的历史意识形态，儒家文化成为表达这种意识形态的文明体系。中国封建社会中，没有产生具有社会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宗教，不存在神权与王权在世俗国家中的对立这样的情况，中国封建社会也没有由宗教冲突产生的不稳定性因素，文化的国家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基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民族和中原原居民，同化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另一方面，由于小农经济的家庭伦理与伦理社会的意识形态同一，中国封建社会也就没有分离出独立的城市社会和相应的市民意识形态，“中国”这个传统概念，虽然在概念构成上，与“现代国家”并不对立，但在内容上，却与西方“现代”意义的国家不相同。

　　欧洲封建，人身依附的政治制度与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经济制度整合，而成为大社会共同体。欧洲中世纪存在的前国家概念，主要是一个掠夺、征服或保卫、分配和享受财富的共同体，这与中国古代“假物为用”的财产积累观念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庄园经济，建立在财产私有的观念上，在它的起源上（古罗马后期和日耳曼蛮族），具有很强的军事组织性质，欧洲中世纪的国王就是一个最大的领主，国王的特殊性在于以战争（掠夺、兼并或保卫）的名义，行使最高的国家动员的权力，土地作为最主要的战争果实被分配，以巩固契约性质的军事结盟。封建领地的世袭化，由于起源上战争所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具有一种维护荣誉的神圣性，而最终成为以私有为本质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完全私有性，使庄园、城堡成为一个经济、法律、宗教、日常生活能够自主自治的独立小社会，这种制度意义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构成西方文化的一个根基。

　　对照之下，中国封建社会则以大家庭小社会为特征，伦理关系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封建政治管理的整合，专制权力从军事性质改变为封建制度的文官性质，制度化的关键就在于，政治制度实现严格的程序化（没有程序本质性的形式是没有生命力的），在儒家正式出现以前，儒家的先圣就为制度的程序化完成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经典文献、历史著述和民间传说中，都有“桐叶封弟”的故事（吕氏春秋、史记、说苑等），“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言。’乃封小弱弟于唐。”（柳宗元“桐叶封弟辨”）这个典故表现了中国古代一个伟大的政治王朝的开始和文化圣人的事迹，虽后世也有各种辩驳，但“王无戏言”成为了无可挑战的封建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程序原则。

　　首先，“桐叶封弟”定义“王”的个人身份的双重性，即文化理念、政治权力与血缘连续的统一，天子既是普通人（“戏言”），也与普通人不同（“无戏言”），这种不同既是由血缘身分决定的，更是由政治行为决定的，这种特殊个人身份的整合，一直是儒家政治关注的核心，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儒家文化后来取得封建社会的独特地位，“桐叶封弟”就是封建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教义。

　　第二，“王无戏言”定义了专制的制度性，与普通人“言而有信”的道德不同，王的身份就是“法”，“出口成宪”，把封建社会的政治权力实现在一个人身份上，使封建与专制的结合制度化。

　　第三，“桐叶封弟”使封建政治制度建立在严格的政治行为的程序上，即封建政治的程序原则，“王无戏言”强调政治程序过程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后世儒家也非常强调王朝礼仪的法制性意义，就是把权力的实施政治程序化，这也为后世复杂的帝制官僚体系的运转提供了基础。

　　第四，另一方面，“王无戏言”又是确立成为“王”的政治质量的准则，这是儒家文化的人性教化的最先光芒，子曰：“国君正其身以正国，正其身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正矣。”与中国文化中人性与理性的统一思想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