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言萃之二：思想与社会(10)
辛亥革命网 2017-04-12 11:02 来源：中山统战 作者：孙中山 查看：
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夫革命党之心理，于成功之始，则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奴，而视吾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 国民！国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9页
为什么近来二千多年没有进步呢？推究这个原因，详细的说，可分作两项： 一是政治关系。从前政府做事，是很宽大的，譬如“公天下”的时候，尧把天下让到舜，舜把天下让到禹；政府把天下的政权都可以让到别人，其馀对于人民的事情，该是何等宽宏大量。就是“家天下”的时候，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吊民伐罪”，也都是求人民的幸福。所以人民便有自由去发展思想，便有思想去求文化的进步。到了后来，政府一天专制一天，不是焚书坑儒，便是文字狱，想种种办法去束缚人民的思想，人民那里能够自由去求文化的进步呢？
二是古今人求进步的方法不同。二三千年以前，求进步的方法，专靠实行。古人知道宇宙以内的事情，应该去做，便实行去做；所谓见义勇为，到了成功，复再去做，所以更进步。譬如后稷知道人民饥饿，非有适用的农业方法产生五谷不可，便亲自去教民稼穑。禹见到人民受洪水的痛苦，非有相当的水利方法泄去低地之水不可，便亲自去疏通九河。其馀若燧人氏发明火，试问他不去钻木，怎么能取出火来呢？神农发明医药，试问他不去尝百草，怎么能知道药的性质呢？到了后来，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便是述而不作，坐而论道，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读死记，另外来解释一次，或把古人的解释，再来解释一次。你一解释过去，我一解释过来，好象炒陈饭一样，怎么能够有进步呢？
照这两个理由看来，古人进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实行。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中国近两千多年文明不进步的原因，便是在学术的思想不正当。不正当的地方，简单的说，便是大家以为行是很难的，知是很易的。这种思想便误了中国，便误了学者。
《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l922年1月22日）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8—70页
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传之数千年，习之遍全国，四万万人心理中，久已认为天经地义而不可移易者矣。今一旦对之曰“此为似是而非之说，实与真理相背驰”，则人必难遽信。无已，请以一至寻常、至易行之事以证明之。
夫饮食者，至寻常、至易行之事也，亦人生至重要之事而不可一日或缺者也。凡一切人类、物类皆能行之，婴孩一出母胎则能之，雏鸡一脱蛋壳则能之，无待于教者也。然吾人试以饮食一事，反躬自问，究能知其底蕴者乎？不独普通一般人不能知之，即近代之科学已大有发明，而专门之生理学家、医药学家、卫生学家、物理家、化学家，有专心致志以研究于饮食一道者，至今已数百年来，亦尚未能穷其究竟者也……由此观之，身内饮食之事，人人行之，而终身不知其道者，既如此；而身外食货问题，人人习之，而全国不明其理者，又如彼。此足以证明行之非艰，知之实惟艰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1917—19l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60—169页
夫人生用钱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后天之习尚；凡文明之人，自少行之以至终身，而无日或间者也。饮食也，非用钱不可；衣服也，非用钱不可；居家也，非用钱不可；行路也，非用钱不可。吾人日日行之，视为自然，惟知有钱用，则事事如意，左右逢源；无钱用则万般棘手，进退维谷。故莫不孜孜然惟钱是求，惟钱是赖矣。社会愈文明，工商愈发达，则用钱之事愈多，用钱之途愈广，人之生、死、祸、福、悲、喜、忧、乐，几悉为钱所制裁；于是金钱万能之观念，深中乎人心矣。人之于钱也，既如此其切要，人之用钱也，又如此其惯熟。然则钱究为何物？究属何用？世能知之者，有几人乎？……由此观之，非综览人文之进化，详考财货之源流，不能知金钱之为用也。又非研究经济之学，详考工商历史、银行制度、币制沿革，不能知金钱之现状也。要之，今日欧美普通之人，其所知于金钱者，亦不过如中国人士只识金钱万能而已，他无所知也。其经济学者仅知金钱本于货物，而社会主义家（作者名之曰民生学者）乃始知金钱实本于人工也（此统指劳心劳力者言也）。是以万能者人工也，非金钱也。故曰：世人只能用钱，而不能知钱者也。此足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之一证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l9l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69—179页
夫中国之文章富矣丽矣，中国之文人多矣能矣，其所为文，诚有如扬雄所云“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者矣。然而数千年以来，中国文人只能作文章，而不能知文章，所以无人发明文法之学与理则之学，必待外人输来，而乃始知吾文学向来之缺憾。此足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l9l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5页
前三章所引以为“知难行易”之证者，其一为饮食……其二为用钱……其三为作文……今更举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事为证……总而论之，有此十证以为“行易知难”之铁案，则“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古说，与阳明“知行合一”之格言，皆可从根本上而推翻之矣。 或曰：“行易知难之十证，于事功上诚无间言，而于心性上之知行，恐非尽然也。”吾于此请以孟子之说证之。
《孟子》“尽心”章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此正指心性而言也。由是而知“行易知难”，实为宇宙间之真理，施之于事功，施之于心性，莫不皆然也。
《建国方略·孙丈学说》（l9l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5—197页
若夫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所以勉人为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为“知之非艰”，而“行之惟艰”也；惟以人之上进，必当努力实行，虽难有所不畏，既知之则当行之，故勉人以为其难。遂倡为“知行合一”之说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其勉人为善之心，诚为良苦。无如其说与真理背驰，以难为易，以易为难；勉人以难，实与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为此说所误，而顿生畏难之心，而不敢行矣。此阳明之说，虽为学者传诵一时，而究无补于世道人心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l9l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7页
夫“知行合一”之说，若于科学既发明之世，指一时代一事业而言，则甚为适当；然阳明乃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则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l917-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8页
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l917-l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4页
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生徒之习练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
《建国方略·孙文学说》（l917-l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2页
本总理的学说和古人的学说不同：古人所信仰的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我所信仰的是“知难行易”。
《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1924年1月20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5页
本总理发明的学说是“知难行易”，如果知得到，便行得到。从前的革命、不知还能行；此后的革命，能知当更能行。知了才去行，那种成功当然象俄国一样。
《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1924年1月20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7页
无论做什么事，成功都是在有好方法。方法是自何而得呢？是自学问知识而得。先有了学问，便有知识；有了知识，便有方法；有了好方法来革命，一经发动，就马到成功。我们从前受良心上的命令去革命，讲到结果，没有俄国成功那样大而快的原因，就是在没有好学问、好方法。至于实行革命，大家都是各自为战去干，实在是不知而行。
《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1924年1月20日）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6页
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尢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力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5—16页
强权虽合于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验泯于天赋良知。故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
《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7—5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