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进士到博士的学者柯劭忞(7)

　　此外，柯劭忞的著作，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著录者有：《新元史考证》58卷、《译史补》6卷、《春秋谷梁传注》15卷、《国史时宪志》9卷、《蓼园诗钞》3卷。尚有《文献通考注》、《文选补注》、《尔雅补注》、《校刻十三经并各附札记》、《尔雅图注佚史补》等经史专著，另外，柯劭忞在潍县、掖县、胶州、平度州等地还撰写了大量的碑记、游记、诗文等，散见于这些地方的地方志与地方文献里。如在胶州就有《丙申过胶州故居作》、《高南阜西村烟雨图》、《匡鹤泉侍郎画竹》、《咏史》《种胶州大白菜》等作；另如在潍县撰有《陈晋康墓志铭》、《陈宝敬墓志铭》、《郭立言墓志铭》、《徐坊墓志铭》、《王名甲墓志铭》、《书高翰生墓志铭》等，上述各作大都收入《柯劭忞先生遗著》里，在此就不去赘述了。

　　（三）尤为可贵的则是：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在朝居官的柯劭忞，反帝爱国却是他的一贯主张。德国侵占胶州湾时，柯劭忞时任翰林院编修。闻知德军于1897年11月14日入侵家乡之后，清廷轻易允从德人索要六款。便领头串连在朝山东籍官员李经野、于宗潼、陈恒庆等十七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8）十二月十一日连名上奏折，反对权臣割地议和的投降政策，提出力战抗德的爱国主张。奏折略云：“为山东事关全局，和议必不可恃，敬陈管见，恳乞代奏。窃以德人藉事要挟，我以兵力不足，先罢李秉衡以谢之；复闻割胶州等处，并于山东地方修铁道开矿各款，亦遂允之，将以此自救也。然所以自败者愈速，且将不可复救矣。山东盗贼充斥，小民被害多年，自李秉衡抚东以来，诸事整饬，颂声翕然。民以为我皇上特简贤员，是真膏泽我也。至巨野地方杀死洋人，亦系盗贼窃发，百姓并无闹教之事。今以外洋一言，遽尔罢斥良臣，则民心去矣。山东拱卫神京，可以通东南诸省之气而联络之。若一许他人修铁道于此，则东南之气隔，而坐困之势成矣。皇上纵不惜山东一隅之地。其如全局何？开国以来二百余年之厚泽深仁、十八行省之归心向化，竟于敌人虚声一喝而恝然置之不顾，岂可不为垂涕而道哉。今之谈时务者皆曰：和则尚可图存，战则翦焉倾覆。夫使敌人只此一国，前此未曾立约，犹可为尝试也。乃各国之和约且在，其孰能执简而争？今闻英、日等国又见告矣，不知当事者将何以应之？群雄环伺，不求自立，使果能图存于和议之中，彼宋世安有靖康之祸哉？”真可谓敢言，列举北宋为金所灭的史实，说明议和是靠不住的，以此痛斥投降派。又言：“皇上诚念及此，则转移之机由圣心操之矣。列祖列宗所付之天下，人民如故，疆土如故。而议者遂云：不可为小臣无识，诚不知所谓也。请以今日我与敌之形势言之，德合众国以为国，其势散；我则一统之全局，其势聚。德自力屈法奥，其仇甚深，越国鄙远不胜内顾之忧；我则交好邻国无虑人议其后，且盛衰循环之理，古今如一，中西亦如一。德之雄长欧洲已二三十年，诈力相尚，本不能久，今盈满而骄，业伏盛极则衰之机。我自广东查办鸦片以来，日受凭陵，普天咸怀忠愤，转弱为强之理已寓然，而当事犹不敢议战者，徒以殷鉴不远而兵与饷之难也。不知事在人为，全赖我皇上奋其乾断，审于择术耳。昔唐室颠覆，其臣陆贽所为诏书，使骄兵悍将闻而感泣，识者即以卜贼之可平。即德法败乱之时，闻其君亦有刻责之言以激励人心。今国家未至播越，人民未至离散，皇上诚下哀痛之诏，以动其天良则将士奋矣。”力争爱国主战。并强调“先矢以尝胆卧薪之志”，继要“广求如李秉衡、宋庆、于荫霖者而用之”，认为“李鸿章则力索巨款，李秉衡则刻苦自励”，要求“皇上诚洞鉴于此”。这些用人之道的见解是可贵的。最后强调指出：“职等生长山东，于京师为最近，沐德泽为最深，稔知乡党之人情强悍而朴直，若能激以忠义，联络乡团，俾随大军之后，为同仇敌忾之资，亦必有奋不顾身之士出乎其间。方今外洋各国皆视德人为进退，我若力战图存，至死不悔，则德一挫而诸国俱退矣。若不及此收拾人心，以支危局，直至外侮纷来，欲战不能，求免不得，虽痛自悔责，究何及乎？”这一“力战图存”的抗德救国主张得到朝野人士的支持。
在《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麟书为代呈编修柯劭忞条陈折》里，进一步强调对德军入侵“只有主战之一策”，建议皇上“力图自强，讲求防剿事宜”，并提出七条主张，通知德国公使，“令其订期退还胶澳”；否则我国应“主意坚定，有战无和”，“决计主战”，尽管柯劭忞的爱国抗德主张未被采纳，但他并不气馁。仍在关注事态发展。当他接到《平度州知州潘民表、胶州知州张承燮、高密知县葛之覃、即墨知县许涵敬、诸城知县张伸儒联衔会禀抚、藩、臬、运、济东道、洋务局、会勘界务委员彭道、李道稿》时，得知胶澳租地划界超过原议“直长百里”在胶州即墨境内，而“指为界外之界”，使增划到六七百里，已扩展到平度、诸城、高密等州县境内，“众情汹动，急关大局”。柯劭忞带头再次串联籍隶诸城、平度、胶州在朝官员有内阁典籍王绳、中书胡逢恩、孙卿裕、前掌广西道御史王绰、礼部员外郎徐堉、兵部主事杨圣清、赵秉璋诸公，于1898年9月9日再次上书。在《翰林院编修柯劭忞等具呈请代奏文》云：“窃职等于七月二十二日，由电报局接到诸城县平度州两处官绅公电。据称：胶澳现划德国租界，勘界道员业依总署颁到地图，按条约所定中国百里，在胶澳相连胶州即墨县地内尽数划给，有盈无绌，勘界德员甚为足意。乃该道员忽于条约周遍百里之外，复增直长百里，指为界外之界，刻下已率洋人迳赴平度、诸城、高密各州县境，自指村庄为记，计增之地不啻六七百里，众情汹动，关系大局，仰求总署电知东抚，正饬勘员尚可挽回等语。又于二十三日，复由电报局接到两处官绅公电。据称：胶澳画界已竣，远指五州县之地，恐坏大局，不知总署能否更正等语。职等维胶澳租界久与德人议定，周遍以百里为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商办租界之折，登于上海时务报，人所共知。乃勘界道员擅违条约，竟增到六七百里之广。众情汹动，实非天因。”严肃指出“自咸丰、同治以来，凡办理中外勘界事务者，往往展近为远，报多为少，致我国家抚有之疆土，无辜之黎民，意为勘界委员无端而拱手让人，蹙国殃民莫此为甚。”强调指出“今东省勘界道员，难保无此等情弊，应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迅速查明究办，以绥民志，而戢戒心。”相继有工科掌印给事中戴思溥、掌云南道监察御史王培佑、山东巡抚张汝梅等奏折和电报，均急告此事。但此事未能很快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