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6)

　　七、致力于“樽俎之间”

　　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大地。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作募款旅行。10月12日，孙中山行抵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从美国报纸上突然看到：“武昌为革命党所占领。”孙中山欣喜万分，但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更为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

　　孙中山之所以把外交放到重要位置是有道理的。据孙中山的秘书黎照寰回忆：孙中山看到，“因为我们所建立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新的国家，列强可能乘机来侵犯，而我们这时还来不及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样，外交就显得更加重要。”

　　面对新的形势，孙中山密切注视各大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政策，并作出自己的估计。1911年5月孙中山“闻东京内阁变更”，立即致函日本友人宮崎寅藏，询问日本“对于支那政策有改变否”，“东亚大势如何”，“日本人心如何”。孙中山当时认为，各国政府中，法、美是同情中国革命的，德、俄、日持反对立场，英国态度不够明朗，因此。他决定放弃在美国各地演说筹款计划，经纽约转赴英国进行外交活动，力图避免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

　　在纽约期间，孙中山曾同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派来的人谈话，要求日本政府同意他在回国途中以公开身份访问日本，希望日本政府能以此来表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日本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孙中山还通过美国政府征询德国政府意见，希望赴欧时到德国一行。孙中山还分别同纽约一些政界、金融界和商界人士接触，向他们阐述中国革命的宗旨，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时，孙中山给一些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家发出信件，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形势，呼吁伦敦、纽约、旧金山、新加坡、西贡和马宋西亚等地的金融资本家贷款给中国革命政府。

　　11月11日，孙中山乘“毛里塔里亚”号轮船抵达伦敦，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他在伦敦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认为“人民群众已经为迎接一个新型政权作好准备”，“国家正处于紧张状态。恰似一片干燥树木的丛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使它燃烧起来。”他庄严宣告，中国“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

　　孙中山通过美国军事研究家咸马里介绍，与四国(英、美、法、德)银行团主任会晤，商谈停止对清政府的贷款问题。孙中山要求银行团停止交付辛亥革命前同清政府签订的关于粤汉、川汉铁路的600万英镑贷款，停止发行币制实业贷款1000万英镑的债券。银行团主任表示，对华贷款问题由英国外交大臣作主，他本人无权作主。接着，孙中山又委托维加炮厂经理道森作为他的代表，向英国外交大臣葛雷进行交涉，向英国政府提出三点要求：一、停止对清廷的一切贷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亚洲各国英属殖民当局对他的放逐令，以便取道回国。英国政府口头上表示同意孙中山的上述要求，实际上不过是虚予应付。孙中山又找四国银行团主任将道森与葛雷的会谈结果告诉他，并要求银行团贷款给中国革命政府。银行团以未曾建立“正式政府”为理由，婉言拒绝了。

　　为争取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孙中山通过种种方式向各国介绍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中国革命党人的外交政策，发表了《通告各国书》，宣布中国愿“与各友邦共结厚谊，使世界享和平之幸福，而人类跻身于太平之境域”。

　　从11月21日至24曰，孙中山虽然只在巴黎停留三天，仍然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他拜访了法国外交部长毕盛和法国众院的一些议员，要求法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孙中山还打算访问当时正在巴黎的俄国外交部长萨佐诺夫，遭到拒绝。23日，孙中山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进行长时间的交谈，要求该银行贷款给中国革命政府，并提出要求“重新掌握海关及其税收，并拟以其他抵押品例如矿权、土地税等取代关税”。孙中山充分地注意到外国财团向中国借款“所可能引起的危险”，担心外国财团借款的目的“只不过想强迫中国接受某一种已议定的财政政策”，借款“且可能演变成为控制中国财政和债务的工具”。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孙中山向外国记者明确表示，“新政府应将海关税则重行编订，务使中国有益，不能使西商独受其利”。

　　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孙中山回国组织中央政府。孙中山在接到国内一再敦促他速回的电报后匆匆离开巴黎，于11月24日从马赛港乘“地湾夏” 邮船启程回国。归途中经过新加坡、香港等地，均与在当地的革命党人会晤，谈及他对修铁路、借外债等问题的主张。他认为，“若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孙中山不同意要他留在广州的建议，坚持前往沪、宁，主持“一切对内对外大计”。

　　12月25日。经历了16年海外生活和艰苦斗争的孙中山，终于回到上海。29日，17个省的代表在南京开会。孙中山在17票中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职。

　　对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在欧美国家频繁的外交活动，不能认为毫无实效。因为孙中山这时的活动，既是为了争取列强的外交承认和财政援助，也是为了争取各国人民和国际进步舆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应该说，孙中山这时的外交活动对扩大中国革命的影响，断绝清廷外援，争取列强对革命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具有积极煮义．是孙中山为创立共和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美国《纽约泰晤士报》载文称赞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功绩，指出孙中山“一生目的，不外推翻满洲篡位之民贼，使中国得重发奇光，注重自由、平权、人道主义”，认为“革命宗旨，不过是光复中华，并无分外之意”。阻止列强在财政上支持清政府，是孙中山这次外交活动的重要目的之一。当时，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订有川汉铁路借款6000万元，业已募集储存待付。币制借款一亿元，也已签约拟发行债券集中。假如这两笔借款落到清政府手中成为清政府对付革命军的战费，对革命政府来说是很不利的。经过孙中山的积极活动。四国银行团不仅停止了对清政府的贷款，还通过法国政府，阻止了法比财团给清政府的600万英镑贷款。孙中山的外交活动，对清廷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从而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