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失败的经济因素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经困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解决经济困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南京临时政府的财经政策存在着许多失误，致使南京临时政府经常处于经济危机之中，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本文从经济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拟对南京临时政府在财经政策上的失误作一初步探讨。

一、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一种社会制度和一个政权的崩溃，除政治上的矛盾激化外，财政经济领域中的严重危机也是重要的因素；而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或一个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赊政治上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外，获得必要的财政支援也是先决的条件。要使—个新政权得以巩固，相适应的财攻体l一是它的基础。否则，这个新制度或新政权，既难以建立，也难以巩固。马克思指出“欧洲从十八世纪初，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1789年的革命是这样。1848年的革命也是这样。笔者认为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仍然是这样。

  “辛亥革命后的共和国政府，首先为改变清代遗留下来的财政制度进行斗争。虽然各种财务名称和官僚结构变化了，但共和国政府比清政府更无力控制中国的收人来源。．南京临时政府无正常的财政收入，这是使孙中山感到最头痛的问题，因而成为它面临的最大困难。“严重困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独立各省的财政收入拒不上交，南京政府又要供给那么多军队。欲借外债，外国人又不答应，只得进行间接借款。”武昌起义后，各国借口保证外债和赔款本息的偿付，悍然窃夺全部海关关税，对革命政权实行财政封锁。进而列强公使团还成立一个委员会，强行“控制盐务方面的全部现金进款。作为主要财政收入的“地丁正税，廑课杂捐，或因革命而豁免，或因战争而短绌，征收无望，故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向总统府报告称：“自光复以来，各州县经征款项应化

归中央政府者，虽早经本部通电催解，而各省还未照解前来，以致收入亦无从概算。

    南京临时政府收入既无可靠的来源，支出却又十分浩大。它每年除要偿还各国的欠债约8920万元外，军队的饷费是最大的开支。武昌起义后，各地军队人数大增，如“江苏省有40∞名士兵，革命期间增加18万人。裁减后．1912年8月仍有10万人。”“水陆军约20镇之多”叭。仅南京“各志士组织敢死义勇进行诸队，将士不下30万众，”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合江淮闽浙各省编成二十有一师”。先后归顺革命政府的各地军队，均不断伸手向中央政府催要军饷。其次是政务开支。起义后各地建立起很多独立政府，如江苏省境内有四个都督府；安徽省境内有十六个军政府。它们各行其事，互不统属，形成称雄各据一方的局面，无论是采取合并、裁撤或认可的方案，均需支出一笔巨大的行政费用。再加上兴业、办学、赈灾、建设与社会福利等方面处处需敖，刻不容缓，各地要钱的电报纷至沓来。孙中山称：“中央政府匮乏已极。实无法支付每日近百万元的开支，致使财政部“彷徨终日，应付无方。”黄兴曾拟兴师北伐，直捣清廷，但也因财政困难未能出师。他为筹借军费，忙得“寝食俱废，至予吐血。,”实业部总长张謇感到困难太大，一筹莫展，跑到上海去休息了。财政总长陈锦涛是留美的财经专家，具有丰富的理财知识，颇得孙中山的赏识，也因困难太大，无所作为。二、孙中山筹借外债的愿望落空

  南京临时政府在财经困难面前，曾以支援革命相号召，多方发动各界群众募集捐款。解决燃眉之急，可是收效不大，所得微不足道，转而要求各地商会认捐助饷，也遭到冷遇。孙中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借鉴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借外债以接济革命与建设的需要。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从美国取道欧洲回国，承担起与西方领导人谈判的重任；关健是争取英国的支持。孙中山在伦敦住了一个月，同英国政府就贷款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他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目前的状况，恰似一座干燥树林的丛林，只需星星之火，就能腾起熊熊烈焰。这火星便是我所希望得到的五十万英镑。”

  对于借债和还债的问题，孙中山持乐观态度称：“一俟临时共和政府成立，则财政无忧不继，因有外债可借，不出抵押，但出四厘半利息，已借不胜借。～至还债之法，则道路一经开通，物产既销流，田土必涨价，将来由政府征取，民不以为病，而债可立还矣。”他还乐观地估计：仅土地登记税一基，新政权就可以牧入40亿元。“核定天下地价，……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平均地权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首富之国。”这是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前，阐述民生主义的一种理想，它必须在新政权建立和巩固起来后，才有条件争取逐步达到。在共和国刚诞生之际，面临着许多困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就把这种设想当作现实，无异函饼充饥，实在是太天真稚了！  实际上，南京临时政府向外国乞求贷款，几经交涉，均无结果。纵然得到一点，到手辄尽，无济于事。从它成立到1912年4月。外债收入1079占总收人的53.84% ，如加上筑路借款，则占总收入的68.81%。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既没有解决财经困难，反而引来了不少非议。批评者指出：列强的贷款“意在扩张商权，干涉内政，为文明的侵略，和平的进攻。”对于列强的图谋孙中山还是有所察觉和警惕的。他在同法国东方汇理镢行总裁西蒙的谈话中表示：“担心在各国政府支持下，又出现一个如同四国银行团那样强而有力的财团，而此一财团的目的，只不过想强迫中国接受一种已议定的财政政策，而与中国真正的利益相冲突，且可能演变成为控制中国财政和债务的工具。”所以，孙中山在寻求外债时，一再强调不失主权。但他后来想要在不失主权的前提下，举借外债以解决财经困难的愿望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