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初探（下）(4)

　　可是，与资产阶级改良愿望相反，严酷的现实却是：第一，如同后来孙中山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所指出的：当时清政府已腐朽到不可救药，“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耻的对于权势地位的买卖”在中国是普遍的，两广总督李翰章竟无耻地定下了一个买卖官职的正规价格表。在这种情况下，“把新血液注入官僚阶层并不能使情况好转。”“所以除非在行政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②[②孙中山：《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第二，是当时孙中山尚看不清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当时已结成一股极其反动的势力，它们极力阻止中国走向新生，阻止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为此，它们常常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乃至不能容许象资产阶级改良派那样的局部改良。
　　事实诚然是严酷的，但要认识它却煞费周折，而且资产阶级内部两个派对此反映也不同。在一八九八年前，资产阶级改良派继续高奏自己的改良主义进行曲，希望通过局部改良来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这在当时仍是进步的。戊戌变法以封建政府使用暴力而悲惨地结束，宣告了改良主义的破产，可是，这批孤臣孽子没有也不可能因而改弦更张，以暴力还击暴力，却仍然“无休止而又毫无成效地企图在旧的国家机构的皮袋里装新酒。”用改良抵制革命，这自是资产阶级上层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而中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则规定了他们在和资产阶级上层做过一段同路人后，经过事实的教训，终究要和后者分道扬镳。孙中山一八九四年的上书并没有得到李鸿章的赏识，相反，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更悍然下诏，严厉谴责上书者，不准再上书。至此，孙中山在煞费苦心后，终于了悟到“和平之法，不可复施，”①[《孙中山伦敦被难记》第6页。]勇敢地迈上了坚持不懈的武装斗争的光荣道路，开始了革命的进军。
　　由于在这个时期内，国内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和华侨中小资产阶级较早、较集中地生长在广东，或者与广东有密切联系，加之，广东濒临海洋，可以就近取得外界援助，所以广东就成为较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又由于国内中小资产阶级起初很微弱，在国内封建势力高压和改良主义思潮弥漫的情况下，尤其因为孙中山对广大农民群众发动不够，在国内没有获得必要的支持。因此，孙中山就只能在经受封建势力压迫较轻、经济实力较雄厚的海外华侨中首先展开革命活动。在辛亥革命初期，华侨也在事实上成为孙中山进行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使得孙中山领导的最初的革命斗争在地域上和影响范围上都带有极大的局限性，仅在广东沿海边境发动了两次缺乏群众基础、迅速归于失败的武装起义。只有在伟大的义和团爱国运动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尤其是中小民族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国内革命要求的继续增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或影响下的武装革命斗争，才得以向全国的深广方面扩展，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
　　能否把广大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是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关键。这对于本来就很软弱的中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来讲，其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
　　“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多少有一些联系。”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4页。]当时作为新兴的革命的中国中小资产阶级正是这样。在广东看得更加明显。广东丝业的发展，不仅关系着中小资产阶级的命运，而且由于这一阶级的特殊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富裕蚕农和手工业者上升而来的，同时他们也常常有下落到原来阶级的情况；华侨中小资产阶级也正如前述，大部分和广大工农有着某种天然联系。这一方面使得这一阶级对待广大工农的斗争抱有一定的同情；另一方面使得有可能上升到这一阶级的许多个人（较富有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因谋求发展而对革命表示响应。更重要的是，诚如前述，中国当时所苦的，正是资本主义的不够发达，被驱出土地、可以象鸟一样自由飞翔的破产农民，找不到新的归宿。他们迫切地要求摆脱日益窘困的处境，尽管他们无由推测自己的命运，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争得自由，斗争将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又将怎样对待他们，但他们向往着革命，因而“推动农民进行革命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和加强。”②[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68页。]因此，广大工农群众（包括华侨工农）在旧式的农民战争逐渐过去后，能够逐渐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并成为这一斗争的最积极的力量。不过，这只有在二十世纪初以后才很明显。至于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之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吸取力量、鼓舞斗志的重要泉源，这一点是更为昭昭然的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孙中山和农民的最早关系。
　　孙中山幼年是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长大的。农民生活的困苦，清朝官吏的凶狠，捐税的繁重，使孙中山从小就对农民的痛苦有较多的了解并寄予深切的同情。“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①[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5页。]在他早期提出的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文章里，都把发展农业和蚕桑业提到很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虽然孙中山早期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解决农民根本问题--土地问题的方案来，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同情不仅与他出身有关，而且实质上反映了一种和广大工农有一定利害相同的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有可能进行联合斗争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广东农民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农民武装力量--绿林、散勇，就成为孙中山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队伍。应当指出：孙中山是深受洋溢在珠江三角洲的反清情绪的激荡的，他在村塾读书时，“教师为洪杨中人，尝从容讲演当年历史，有太平天国败亡后，仅存一老军者，亦尝至塾中伴谈，所言尤多感慨。”并且辄以洪秀全第二勉励孙中山，孙中山“视为无上之荣，亦慨然以洪秀全自居。”②[胡去非：《总理事略》第5页。]可见，农民斗争的光辉事迹，是激发和促进他走向革命的一大推动力。同时可见，对农民抱有深切同情并初步认识农民的力量，是孙中山与同时期改良派的一个根本区别。当然，长时期孙中山对于农民群众的要求及其力量的认识都是不足的，这就是他举行武装起义屡起屡蹶的一个重大原因。
　　这几个被压迫的革命阶级革命意向的汇聚，又是以深植于广大广东人民心中的反满情绪为其重要条件的，从而使他们能够奔聚到反满的旗帜下，并使自己的斗争带上强烈的反满色彩。清初入 关后，对广东人民进行了一场大屠杀，死于难者达七十万人。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广东五县沿海人民迫迁事件，使得“沿海边民，惨极荼毒，或被戳而尸骸遍野，或被掳而骨肉星分，或被横征而典鬻妻儿，颠连万状，罄竹难书。”而中山县人民负痛最深，后人重温这段历史时悲愤地写道：“此是当年血泪痕，挑灯一读一销魂，”“百万生灵尽倒悬，不堪故老话当年。”①[麦应荣：《广东五县迁海事略》，《广东文物》卷六。]这就在广东人民尤其是沿海人民的心中深深地种下了反满的种子，激起了持续不断的反满起义，并赋予广东作为反清复明为职志的三合会的主要基地的任务。通过福建、广东外逃志士的活动，三合会在海外建立了更广阔的基地，华侨十之七八都参加了洪门（三合会），虽然，洪门会众到后来对反清复明的宗旨已不甚了了，但由于他们对国内封建政府抱有固有的不满，只要稍加诱导激发，就可以激起革命巨浪的。这种反满情绪因清政府的愈益腐败和对外卖国投降而更加昂扬。“国家为什么这样衰，政府为什么这样糟，推究其故，就是政府的权柄握在异种人--满洲人手里。如果拿回来，自己去管理，一定可以办好。”这是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先进代表得出的最初结论②[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第8页。]。这样的认识，也是会党群众能从亲身体验中得到并能为之勇于献身的，从而为他们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应该说，孙中山生长在三合会非常活跃的珠江三角洲，对会党作用早就有所闻的，所以其革命活动之初，就把会党作为主要力量来使用。随着这一认识的加深，孙中山于一九○四年还亲自参加了致公堂。不过，孙中山对会党作用的认识仍然始终不足，所谓“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①[孙中山：《革命原起》，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1）第7页。]
　　恩格斯说：“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②[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8卷，第5--6页。]这一段精辟分析正可以作为本文的最好结语。以国内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和华侨中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为动因，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农民的要求，怀着对祖国存亡的深切关怀与对现存腐朽制度的深刻不满和仇视，并带有强烈的反满色彩，凭着对会党、绿林、水勇力量的初步认识和利用，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和封建专制政府加强暴力压制的情况下，孙中山在上书请愿失败后，终于在一八九五年发动了未获成功的最初起义--广州起义。这次起义具有时代的种种局限性，当时，不仅尚未形成一个联合一切被压迫的革命阶级共同斗争的形势，而且在本阶级内也还没有形成一个足以摆脱弥漫当时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推动本阶级普遍行动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强烈要求。因此，这次武装起义因严重脱离群众而迅速失败。尽管如此，以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为标志，一个新的起点终于取得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经过一段摸索后，终于找到一条反映中国革命特点的正确道路--用暴力回击暴力的武装斗争的道路。从这以后，这位“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继承着中国人民这一光荣传统，高擎着武装斗争的光辉旗帜，和他的同志们一道和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战斗，为争取打破旧的枷锁献出了自己光辉的一生，并向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活动家们展示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一九六二年第三期，现略加删节）

　　《孙中山研究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