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初探（下）(3)

　　　　　　　　　　四

　　综上所述，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后，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境况都由于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日趋严重而急剧恶化，他们的生活愈发艰难，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也随着加深。如何发展资本主义、如何挽救民族危机的两大课题，已日益突出地提上日程来。为谋求上述课题的解决，与当时酝酿着的农民反帝大风暴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开展的同时，一股新的、起初虽则微弱但却在逐渐壮大着的、并将成为时代主流的革命思想也在加紧酝酿着、发展着。
　　这一革命思想植根于国内中小资产阶级和华侨中小资产阶级之中。如同前述，这两个阶级尽管异地相处，但他们的命运却是共同的。他们在经济上是仅次于广大工农的饱受压迫剥削的阶级，因而很希望甩掉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争取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前途，他们在政治上处于十分无权的地位，因而渴望有一个独立富强、保证本阶级利益的政府。十九世纪末，祖国地位的进一步低落与排华暴行的加剧，是互为因果、互为影响的，并同时恶化着他们的处境。因此，这两个阶级为类似的处境、共同的要求和理想以及华侨与广东、早期的民族资本和华侨资本所形成的特殊关系而紧紧结合在一起--这就决定了他们政治倾向的一致，共同构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
　　孙中山正是这两个革命阶级共同要求的最典型体现者。
　　生长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孙中山，很早就敏感到当时在这一地区突出的两大课题：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发展中小民族企业。当他还是少年时，他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政府至少应该使他的人民得到些便利于商业的基础”的问题①[林伯克：《孙逸仙传记》第138页。]。在其早期几篇文章里，特别是在《上李鸿章书》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孙中山早期思想中的浓厚改良主义成分，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和当时改良主义者泛谈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毕竟稍有不同，其中之一就是他对如何发展商品化农业和蚕丝业问题寄予了很大的重视，这正是以丝业为主体的广东中小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的最好反映。同时，孙中山出身于一个华侨家庭，他哥哥孙眉是一个新兴的华侨资本家，有着和一般新兴华侨资本家大致相似的命运-一由贫苦无以谋生而被迫出洋、并幸而逐渐发迹，但到九十年代后因美国排华而中落的命运。从很小起，孙中山就和他哥哥相依为命。一八七八年他到檀香山哥哥那里去，在那里住了三年，一八八二年他回到故乡，此后长期居留广州、香港，在这一段时期，他不仅与檀香山的哥哥联系密切，而且和寄居在香港、澳门的华侨及其子弟也来往很多，因此，华侨在这一时期因排华加剧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华侨的要求和愿望，很自然地在他心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常渴望中国之觉醒，一洗侨民之耻辱。”①[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编：《国父孙中山年谱》第5页。]在《上李鸿章书》里，孙中山谈到如何挽救由于美国排华而引起的国内城乡危机加深的情况时，提出的办法也还是发展商品化农业和蚕丝业。（需要指出，孙中山所提出的自栽鸦片以补漏卮的办法是一种饮鸩止渴的错误主张。）至于其他各项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也正是当时国内的和华侨的中小资产阶级所寝寐以求的。马克思指出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中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52页。]从上面可以看出，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正是以上述两个阶级的阶级要求为素材的，反映在孙中山身上的这种貌似巧合的联系，实际上也正是这两个阶级天然联盟的必然体现。
　　诚然，阶级内部有一个逐渐分野及其各自意识逐渐显露的过程，阶级代表也有一个觉察和体现其所代表阶级阶层意志的过程。而且，资产阶级上层和下层有共性，也有个性，就这时而言，共性还是主要的，个性还在形成中。因而，当时资产阶级上层代表所奏出的救亡维新曲调，还是扣动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心弦，他们的代表还有一段结伴同道和欲分未分的历程。
　　我们从孙中山早期的活动和文章里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景。据孙中山自己说：在他决定学医以前，早就和中国官僚有密切的往还，并有朋友劝他捐官入仕①[孙中山：《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他自己却也是长期翘首以冀用于世，一八九○年，他致书给洋务官僚郑藻如，希望能够支持他的改良办法“小以试之一邑，以验其无谬，”然后“别为孙文策略，质之当世。”②[孙中山：《致郑藻如书》1890年。]到一八九四年，在《上李鸿章书》里，他把这一思想更加完整化，热切地希望这个腐朽透顶的官僚能“玉成其志”。这固然反映了一种时代潮流；同时也表明当时中小资产阶级还极为软弱，还不能单独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把运动导向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这是孙中山思想的一个方面。同时，在孙中山这批革命先行者的早期言行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不同于改良主义的一些新动向。这是因为：如前所述，中小资产阶级较上层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处于更尖锐的对立地位，并有较大的斗争勇气，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不是害怕、仇视，而是从中吸取鼓舞和支持。所以这一阶级蕴藏着较强烈的革命要求，这一要求随着民族危机愈益加紧和本阶级地位的江河日下而加速酝酿。诚然，终十九世纪，这一革命要求还没有为本阶级（特别是国内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但是，从八十年代起，它已经依稀地在这一阶级首先觉悟的成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少数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的身上得到表现。据孙中山自己说，他自中法战争后，就下决心推翻清政府，到处访求同志，致力于革命之鼓吹，这是孙中山革命言论的时代。以上是孙中山思想的另一方面。这两方面构成了孙中山思想的矛盾面--实际上也正是这时中小资产阶级矛盾性格的如实反映。前者和后者的互为消长的过程，就是孙中山革命思想逐渐战胜改良思想的过程，并也就此可以睹见中小资产阶级革命意识逐渐觉醒的轨迹。这里应该肯定，一八九五年前，孙中山虽然口口声声谈革命，但改良主义思想仍然是主要的，他孜孜于偏重上书请愿，“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也。”①[《孙中山伦敦被难记》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