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初探（下）

三

　　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开始了急剧破坏的过程。外国资本主义日益深入农村，导致了广大家庭手工业者的破产，太平天国革命浪潮过去后不久，到八十年代土地兼并又加速进行，地主剥削日益加重，使得数千万农民失掉了土地；加之连年灾荒，这就把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驱上饥饿和死亡。在农村，旧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但并没有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前程。在农民的头上，只不过增添了一把帝国主义剥削的新枷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页。]在这一情况底下，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掀起了连绵不断的反洋教斗争和反封建斗争。
　　广东农村的悲惨情景和农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全国也算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地区，珠江三角洲更为明显。
　　广东农村尤其是沿海农村本来就地少人多，但大部分土地却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据调查：②[以下未注明出处之数字材料均据陈翰笙等于1934年发表之《广东农村的生产关系与农村生产力》一书，因考虑到十九世纪末到进行调查期间，广东农村诚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这一调查仍有很大参考价值，故予引用。]广东农户总数约占总户数的85％，而佃农约占农户总数的70％一80％，地主占有土地达68％，有的地方高至84％，肥沃的沙田区更是如此。“沙田业户，类皆富绅大户，连阡累陌，”③[《张文襄公文集》奏稿，卷一一，第36页。]几乎没有一家农户是自有土地的。广东大地主多为宗祠、庙会、华侨和大商人，那些名为公田，实际上是豪族强绅私有物的太公田（又称族田、祭田、烝尝田）占了全省耕地的30％，沙区太公田竟占了80％，土地集中是以千百万农民的血泪为代价的，“占沙”“强割”的事件在沙田区层出不穷，农民多年用自己的血汗灌溉成熟的沙田，往往被掳夺一空，屈大均《广东新语》载：早在清初“势豪家名日承饷，而影占他人已熟之田为己物，是谓占沙，秋稼将登，则统率打手，驾大船，列刃张旗以往，多所伤杀，是谓抢割，斯二者大为民害，顺德、香山为甚。”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第25页。]到十九世纪末，这一恣意掠占的情况，是愈发严重了。
　　地主剥削达到非常惊人的程度。一般地租均在收获物的一半以上，中山县分租则高至主七佃三。地主还常常把田税和基务费（培修堤岸、防水患之用）等转嫁在农民身上，而成为额外的田租，再加上押租、押金及各种名目的力役效劳和规礼，农民实际上缴纳一般在70％左右，多者80％以上。太公田虽名为同族所有，但实际上同族贫雇农成为“势豪家”的佃户，其剥削是同样残酷的。在沙区，盛行包租制，富商巨绅往往包佃数千亩乃至数万亩沙田，分批地转租给“分益农”或“分耕仔”再依次转租给二重“分益农”“大耕仔”、“佃户”、“雇工”，组成一个六、七层的层层盘剥的剥削阶梯。处在最下层的贫雇农的困苦万状，自是不言而喻的了。在珠江三角洲，地主经济和买办阶级，土地垄断和市场垄断常常交织在一起，农民必须接受双重压迫。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利润也很厚，为要追逐更高额的地租，地主对于佃户，经营某些商业的农业发生一定的兴趣，但地主这个追逐，却又是剥夺农民的兴趣，阻止生产的发展。结果，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使得农民“空慕蚕桑之利”“徒供富豪之渔肉”①[《中国蚕桑业会报》第四期，第8-9页。]。
　　地主剥削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赋税。广东封建政府常借口维持防务（即镇压人民），巧立名目，任意苛征，而清朝中央封建政府又一直把广东视为利薮所在地，“故暴敛横征，肆行无已，”摊派战败赔款，以广东为最多，“加以优差美缺，众思染指，故虎狼官吏，相率南来，数十年中……如绅富捐、房捐、票捐、赌捐、屠捐、烟捐之类，层见迭出。”②[《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载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350页。]据两广总督张之洞供称：仅八十年代，几年勒征银两，除经堂外，约五、六十万两之多③[《张文襄公文集》奏稿，卷一二，第14页。]。至于上下之舞弊，差吏之需索，其实数当数倍于此。如其时香山（即中山）县推行一种县令、粮户、胥吏和里长串通一气、向农民横索“大当”的陋规，层层需索，转手之间，农民缴纳的要为正赋的几倍乃至几十倍，迫使贫苦农民“大则卖儿女，小则卖牛牯”，无以聊生，真可谓“苛政猛于虎”了①[《中山新志》（初稿），第二篇，第29-30页。]。孙中山的早年家庭，也是千百万受迫害中的一个。不特如此，土豪劣绅还成立各种公约，他们无法无天到极点，任意勒征，私设监狱，非刑拷打农民，“势埒官兵，行同盗定，”甚至“押毙抛尸，莫之敢指。”②[李文治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31页。]
　　封建残酷剥削的后果之一是水利失修，天灾频仍。据张之洞一八八五年称：“广肇两府民田，率多滨江临海，所有围堤……一遇盛涨，动辄漫决，大率近十余年来，几乎无年无之。”③[《张文襄公文集》公牍稿，卷五，第12-13页。]这种灾害为患年甚一年，史不绝书，清政府对此虽也假惺惺作态，实际上是置若罔闻的。
　　繁重的地租，不断增加的赋税，连续的灾害，把大批农民驱向高利贷的虎口中去。广东的钱庄业和典当业到此时更加发达，遍设中小城镇，各地的谷栏、果栏、糖场、猪行种种商业性机构也同时又执行着放高利贷的职能。它们一端联系着地主、官僚、大商人，另一端束缚着广大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形成吮吸农民、手工业者鲜血的又一个剥削网。“有以一钱之本，放价不及一载，竟伸数十倍之利，或提其猪，或牵其牛，作为还欠，甚至掳捉妇女，任意凌虐。”④[同注②第576页。]
　　与农民处于同样悲惨境遇的是手工业者。早在鸦片战前，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下，广东许多手工业部门就开始了破产的过程，鸦片战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后，这一破产过程随着外国机制品的大量倾入而变本加厉地进行着，手工业者大批失业。“自通商以来，佛山针行之大废散殆尽，妇女织纺之业，荡然无存。”使得成千成万的工人失掉了凭依①[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78页。]；在顺德由于“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②[《咸丰三年顺德县志》卷三，第45页。]。东莞县也是“迨洋纱出而纺事渐疏，洋布兴而织工并歇。”③[《宣统三年东莞县志》卷十五，第12页。]其他各地，莫不皆然。马克思曾经指出“中国纺织匠因国外这种竞争而大受其苦，这一点就在全国引起了相当的震动。”④[《马恩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2页。]至此，这种震动日益明显，除此以外的其他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境况，也一天天地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