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初探（下）(2)
辛亥革命网 2010-12-14 00:00 来源：孙中山研究论文集 作者：段云章 查看：
因此，孙中山极为愤慨地说“中国人民遭到四种巨大的长久的灾难：饥荒、水患、疾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这已经是常识中的事了。”⑤[孙中山：《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史组编：t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史之部。]
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被赶出来，大批手工业者被迫放下了自己的工具，一个庞大的失业群出现了。在广东，诚然较早地出现了民族资本企业，可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不可能得到很大的发展，自然也不可能给广大的失业群提供足够的工作场所，中国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并且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那末，出路在哪里呢？只有两个：一个是如同前述，当“猪仔”出洋谋生，这就是广东尤其是沿海一带人民出国特别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是铤而走险，起而反抗，这就形成了广东人民连绵激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广东农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占着十分光辉的一页。在波澜壮阔的红巾军起义被镇压后，各地反帝反封建斗争仍在此起彼伏地持续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斗争更为活跃。以劫富济贫、对抗官府为目标的绿林队伍，到处都有，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心腹之患，他们有辽阔的海面和纷歧的港汊为倚托，进可以抗击官兵，退可以寄迹港澳。清政府的疯狂镇压，常常激起更加激烈的反抗。在一八八八年一年内，南海就发生案件78起，番禹县44起，顺德县34起，比往年均有增加，使得广东地方封建政府徒唤奈何①[《张文襄公文集》公牍稿，卷七，第22页。]。三合会充当了这些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昔间有拜会结盟，令则港澳通匪，大率皆系三合会，并且立有堂名。”②[同上，奏稿，卷十七，第39页。]一八八六年惠州三合会竟发动了拥有三千人的抗官起事。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也在广东各地自发展开，一八八五年在广州、香港掀起的反帝热潮，就是广东人民反帝情绪的大爆发。九十年代后，和愈益响亮的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锣鼓相应合，广东农民也展开了更加火热的斗争，到一八九五年“抢劫之案无时不有，或百十人持械劫掠，掳人勒赎，甚且纠众结盟，竖旗谋逆，”以致“各州县风鹤频闻，清兵者纷至沓来。”③[《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一年，总第5679一9681页。]主要是由穿着制服的农民组成的军队也发生了动摇，甲午战后，“广州军队之被遣散的约居四分之三，此等军队，多散而为流民，为盗贼，即其未解散者亦多愤懑不平。”④[《孙中山伦敦被难记》第7页。]进而趋向于为革命效命了。至此，广东也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这种情势给予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以一定推动，并启示着他们对这一伟大革命群众力量的朦胧认识。但是，我们也还须看到以下情况：在农民思想中存在的某些保守因素比如皇权主义，对他们接受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是有所妨碍的，这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才逐渐破除，更重要的是，终十九世纪末叶，革命的农民群众正独立地挟着雷霆万钧的威力，雄视阔步地朝着反帝斗争的高峰奔进，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这一伟大的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是没有也不可能进行领导的，所以，农民群众只是给予这一虽是新兴的却尚未成为时代主流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最初武装斗争以非常少的顾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