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逃不掉的悲剧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3期，原标题为“宋教仁遇刺案考辨”

　　“霹雳一声，阴霾尽揭，至此袁世凯、赵秉钧授意杀宋已成铁案。”这段话是国民党喉舌、上海《民立报》1913年4月25日的通栏标题。当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月台上的一声枪响，既宣告了国民党立宪派领袖宋教仁的遇难，也揭开了民国历史上“二次革命”的序幕。时隔百年，这桩民国历史“第一凶案”仍然是一道供历史学家和时人观察、分析民初中国政治现代化曲折走向的鲜活伤口。

　　血案余波与密电疑云

　　宋案事发后不久，凶手武士英即暴毙于监狱，虽然国民党控制下的《民立报》也承认，经过红十字会西医柯司之彻底验尸，“已属非毒而毙”，但坊间始终流传为袁世凯授意所灭口。

　　颇值得玩味的是，宋教仁是至死也未尝疑袁。临终前，他口授遗嘱，由《民立报》全文刊登，自陈于3月20日“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致死……”请求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先发，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在宋案爆发7年后的1920年，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在上海《晶报》三日刊以连载形式发表署名“寒云”的《辛丙秘苑》，讲述1911至1915年之间的所见所闻。在标题为《暗杀宋教仁》一节里，袁克文极力否定了“先公”袁世凯与宋案的关联。他称，案件之所以无法公开审理，公布真相于大白，是因国民党方面的责任，因为“期时应（桂馨）已就狱……而北方（袁世凯北京政府）之实力尚未达于沪，而赵（秉均）、洪（述祖）又不自承”。所以，袁世凯才坚决不肯让赵秉钧到上海受审，要求将应氏提解入京讯问。袁克文对袁世凯主使下令暗杀应桂馨一事，倒是毫不避讳：应桂馨越狱后，连同洪述祖发表了数通“平反冤狱”的通电，并于1913年10月由青岛辗转至北京，寄居于京剧名角谭鑫培家中，每天“纵酒寻芳，大张花宴”，其上海旧相好胡翡云也自上海来京，在余庆堂搭班。俩月后，应桂馨迁居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父亲和妻子也随后来京，在放胆招摇之余，

　　应氏向袁世凯要求“勋二位”和50万元赏金。此等行为自然为其带来了杀身之祸，1914年1月17日晚，即有数条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为名，进入樱桃胡同胡翡云宅邸搜捕，惊恐万状的应氏次日即搭乘客车试图逃至天津，然而却于头等车厢被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与侦探王双喜刺死。沈阳《盛京日报》报道此案时说：“火车行至杨村相近，突有人出刃将其（应桂馨）刺死。当应坐在头等车位时，因房暖只着白绸衫，曾有两人带枪保护，而竟出不防，连伤两刃，且刺客得以免脱，可谓奇也。”故此诸多民国史家诘问，倘若袁氏与刺宋无关，何不将应氏就地逮捕公审，并将其中阴谋告之天下，再度作为一枚利器打击已在“二次革命”中元气大伤的孙、黄等国民党领袖，反而匆忙将其灭口？

　　洪、应二人之行为是否为袁氏直接授意？于应宅中所搜出之57件密电信函，一直被认为是袁氏通过赵秉钧、洪述祖指使应氏行凶刺宋的铁证，然而这些函件多以隐语写就，解读起来歧义与探讨空间极大。1930年2月1日洪述祖向应氏发去密信，文称“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被诸多史家称为以暗语要求后者筹划谋刺行动。然而应氏致赵秉钧的密电，核心内容即是宣称自己已向日本方面购买了孙、黄、宋等人驻日策划革命、组织同盟会期间的私密丑闻，包括“黄兴下女合像”、“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并信誓旦旦地宣称“用照片辑印10万份，拟从横滨发行，一旦公布，则国民党名声扫地”。4日，洪氏回电，声称此消息密电“呈总统（袁世凯）阅后，色颇喜悦”。不过这只能直接证明，袁氏对应夔丞意欲罗织罪名，毁谤国民党孙、黄、宋等人的构思知情并表示默许。然而很明显，这些材料要么实为编造，破绽百出，使应氏感到根本拿不出手，要么就是子虚乌有，所以到了3月6日，洪述祖就在密信中怒斥应氏谎报消息妄图领功，责令其赶紧善后。所谓“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无有，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

　　重压之下的应桂馨是否像某些史家所论述的那样，铤而走险，自作主张，以刺宋邀功？被各方反复拿出作为证据的，是编号第13、14、15，分别发于3月13日、14日、15日的“洪述祖致应夔丞密电”，以及“应夔丞致洪述祖密电”。洪明确许以应氏中央8厘息债票350万元，并告知其已交财政部长核办，并表示“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民初中国政府所发的公债票是当时国际股票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原因是军阀政府为急于取得债款，债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等到公债到期时，由于有海关或路矿等企业做担保，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应夔丞以六六二折买350万元，即相当于北洋政府变相支付给应118.3万元，这一数目尚未将利息计算在内。很难相信，除非有袁世凯或者赵秉钧这一级别北京政府首脑的支持，洪氏能自主如此庞大的财务支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密电中的“毁宋”，是指按照原计划罗织负面信息毁谤其声誉，还是赤裸裸地以行刺手段肉体消灭，始终模糊不可辨。但在15日的回电中，应桂馨确实直言不讳地提出：“梁山匪魁（以宋江之宋，代指宋教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然而3日之前，他又向洪氏呈报：“近彼（宋教仁）在同孚路黄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60万，由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50万元（外有各种股票能值40余万），为遁初（宋教仁）之运动费，并不问其出入。夔处摊到10万，昨被拨去两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仍然是秉承原有舆论“毁宋”方案，在向洪氏提供国民党人募集资金、图谋策反各省新军准备发难的情报。

　　然而仅一周后，当宋教仁即将抵达上海时，洪、应两人的密电中杀气凸现：3月19日，洪电直命应氏“事速行”。次日深夜两点，即宋教仁被刺大约3小时后，应氏向北京复电，声称“40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由此可以推断，两电中的“急令”与“事”至为迫切，大有机会稍纵即逝之意，所以应指刺杀计划，而非一周前还在推敲的文字“毁宋”，并且洪述祖肯定对谋杀方案知情并表示同意。最终，3月21日，应氏给洪氏的最后一封密电言简意赅：“匪魁已死，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报。”从而证明，洪氏日后逃至天津，发出的关于与应氏结交、唯一目的旨在抹黑宋氏与国民党的数次通电，为己开脱的成分大于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