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逃不掉的悲剧(3)

　　立宪与党争——刺杀的幕后驱动力

　　种种证据，至少证明陈其美对应桂馨的种种举动部署有所知晓，却并未尽力规劝宋氏小心预防并做出相应安全警卫部署，其中原因何在？似乎要归咎到国民党当时内部的矛盾与争端。众所周知，宋案爆发时，宋教仁与孙中山的政见矛盾，已经到了昭然若揭的地步。1913年2月19日，宋氏在上海国民党沪交通部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若关于总统及国务院制度，有主张总统制者，有主张内阁制者，而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这显然是与一直坚持应施行总统制，并致力以激进手段倒袁的孙中山南辕北辙。其实早在武昌起义刚刚成功之时，孙中山与宋教仁就在政体问题上各抒己见，僵持不下，不得不请黄兴从中斡旋。“克强劝钝初取消提议，未决，克强定期赴宁，向代表商定。”于是1911年12月27日，宋教仁和黄兴赶赴南京，将同盟会最高领导干部会议商讨的中央临时政府组织方案，提交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议决。结果各省代表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已规定总统制为由，否决了内阁制。

　　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写给自己的秘书兼湖南同乡刘白的信中，直言“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像，弟总料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很明显，当时身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坚持在议会宪政体系内为国民党谋求主导地位的宋教仁，已知自己与孙中山、陈其美等同盟会原有的激进领袖分歧极大。根据台湾历史学家吴湘相在《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中的记载，宋教仁、黄兴试图推举黎元洪为正式大总统，宋教仁本人则计划引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之奥援出任国务总理，将袁氏排斥于民国政府之外。对此，宋教仁的挚友、日本人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中回忆说：“彼（宋教仁）组织国民党自为实权总理，占国会上下两院议员三分之二之多数，其已将正式大总统之人选放于心中……彼不推南孙（中山），亦不想北袁（世凯），而默许第三者——最为愚呆脆弱之黎元洪。”如果黎元洪上任，在宋教仁、黄兴等国民党领导人看来，其功效可谓一举两得。黎元洪为辛亥革命“首义元勋”，在共和党、进步党内深孚人望，如其前往北京赴任，则“去袁而收黎于掌握之中”。宋氏的这一安排，历史佐证颇多，章炳麟在其《自订年谱》中承认，袁世凯因大权在握，日渐恣肆，宋教仁、黄兴等国民党元老曾在国会选举前夕与他商议以黎元洪代袁氏，宋教仁当场表示“已与黎公成言”。与之相对应的就是，4月6日宋案爆发后，黎元洪匆忙发表全国通电，谢绝推戴，提出“深机默运智深勇忱，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广，洪不如孙中山；艰苦卓绝一意，洪不如黄善化（兴）”，所以坚决“率江汉子弟维持南服，拥护中央……倘若少数议员垂爱个人贻误全局，在元洪为损友，在民国为罪人”。

　　在国民党内，这等路线方针之斗争，已经远超出口诛笔伐的意气之争。沈翔云回忆说，在宋教仁应袁世凯邀请即将前往北京前夕，陈其美等国民党领袖为其举办的欢送宴会上，宋、陈两人就未来组织国民党内阁之方式发生言辞冲突，应氏在旁公开威胁：“你这样简直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随之从怀中做掏枪势，宋氏则以“死无惧，志不可夺”相对，在其他国民党员劝阻下，双方不欢而散。根据袁克文的说法，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陈、应两人一直在密谋对付宋教仁。沈翔云（虬斋）是袁克文的密友，曾告知他，宋教仁很可能遭不测，因为“陈其美、应桂馨这几天整天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沈翔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对话，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不好看！”

　　今日来看，造成悲剧的不仅是宋教仁本人的性格，更是民国肇造，袁世凯北京政府与国民党之间，以及国民党内部对于如何确立新生国家未来政治参与结构、制度的两种尖锐矛盾。南京临时政府的《政府组织大纲》原规定的是总统制，待临时大总统由孙中山让给袁世凯之后，《临时约法》即改为内阁制，以便架空袁世凯，通过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多数，保证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当时舆论即批评所谓约法是对人立法。确实，民初的立宪，从《临时约法》到《天坛宪草》，一切围绕着权力轴心展开，不是为建国奠定党派中立的制度性权威，而是一场政治权力的角逐。国民党在民初议会中占据压倒性优势，政治气势如日中天，却被社会舆论讥讽为“革命元勋”，政治实践中表现出十足的排他性，这种“舍我其谁”的狭隘气质在满腔宪政民主热情的宋教仁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1913年1月8日，他在国民党湖南委员会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讲，公开宣称“为今之计，亟须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杨度曾批评说：“民国立宪之权操于民党，民党之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藉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国民党自有其达到革命目的、不惜以手枪炸弹发难的传统，而袁氏北京政府也不脱其旧制度官僚习惯非常手段处置的本色，矛盾激突中，双方都难免重拾旧路。

　　在此大背景下，一心主张立宪政治从而两方树敌之宋氏遭遇刺杀，实则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