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与陕西教育

辛亥革命网 2020-07-17 09:22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王民权 查看:

于右任先生的一生,波澜起伏,泰否兼具,总体上当得起“有声有色,名重一世”这八个字,而其影响已远远超出陕西,超出西北。

  于右任先生的一生,波澜起伏,泰否兼具,总体上当得起“有声有色,名重一世”这八个字,而其影响已远远超出陕西,超出西北。

  他做过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官,却始终不见以政治名家;他做过陕西靖国军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的主帅,却也从来不见以军事名家。这些俱非其所擅长,而在适合其天纵异禀、足展长才的领域,先生却取得了时人和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论文,笔巨如椽,满纸风云,长短不拘,收放自有法度,俨然一文章大家。论诗,古体近体,歌行律绝,以至词和散曲无一不能,已有多种选本和全本行世,牢固奠定了他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论办报,则又俯仰报坛八年之久,办过六种报纸,所创《神州日报》和《民呼》《民吁》《民立》诸报,浓墨重彩挺立于新闻史上。论书法,更是晚清以来屈指可数的书坛巨擘,在名家云集的草书领域,创出赫赫有名的标准草书,亦即“于草”。即便是在学校教育方面,也同样有着厚实的贡献,既使当时之莘莘学子广受沾溉,也值得后之来者纪念。这里我想着重说明三点,与大家探讨或提醒各位注意。

  首先,因缘际会,先生兴办教育的起点在沪上,但其重点却在陕西;先生在沪所办学校,复旦公学、中国公学、上海大学,悉为高等学校,在陕西所办的学校,则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一应俱全,已为世人所熟知的为其故里三原的民治小学、民治中学、渭北中学、三原工职,西安的中山军事学院和时属武功、今称杨凌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亦即现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最早的前身;鲜为人知的则为拟在临潼创办的陕西大学。这固然与远去的时代风潮有关,与先生的特殊经历有关,窃意也是先生的桑梓情深所以致之。先生以寒素起家,自然深知教育之对平民子女的难得与重要。而水源木本,先生的祖根在陕,其洞悉陕西近世落后的症结教育亦属一端,从而格外于母邦多一份系念与关照,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还有一所中学,似乎从来不见谈论先生者提及,这就是先生外甥、曾任陕西教育厅长和西北农学院代理院长的周伯敏1939年在西安创办的私立右任中学。学校址在崇礼路(今西五路)西段,初名新民中学,1945年更名右任中学,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停办,是解放前夕西安24所私立中学中的一所,规模与当时有名的圣路中学(过去西安四中的前身)相当,教师数量仅次于同样著名的力行中学(今八十九中前身)。其创办者既为先生之至亲,学校后来又以先生之名名之,不能说与先生没有关系。可惜这件事情久焉不为人知,更不要说深入研究了。

  其次,陕西大学,这是先生最后想为陕西创办,用心良多,用心良苦,造势最大但最终没有办成的一所学校。建校之议的提出,是在1944年初。其时抗战已胜利在望,许多有识之士已开始考虑战后建设的问题,战时暴露出的各方面人才的缺乏,使得作育人才的教育问题,成为众所瞩目的热点所在。而彼时的陕西,初级中学固有相当的发展,高级中学则为数有限,不能容纳更多的初中毕业生升学,致其颇失上进门径;而高级中学一旦增加,本省若无适当的大学以适应其上进的要求,其毕业生除少数有资力者得以负笈他省而外,多数仍将失去深造的机会,同样也会影响地方文化之发展。是以各界兴办学校的要求,更显迫切。先生之此议,出乎至诚,顺乎时势,诚乃深得人心之义举。而为顺利实现这一夙愿,先生除动员在蜀陕西会馆变卖部分产业以筹集资金之外,还亲自致电胡宗南和省主席祝绍周,邀其共同发起,并多次谒见蒋介石面请支持,甚至少见地曲意讨好蒋氏,有意将学校的名称拟为“中正大学”,并鼓动正式组设了以祝绍周、王友直等“陕西军政长官既学者”为委员的“陕大筹备委员会”,对外密集地放出消息,密锣紧鼓地进行筹备。可惜无几战后复原,中枢突然决定西北大学由汉中迁回西安,原有创办陕西大学的计划,意外发生变化而竟成泡影,使得满怀热望并曾付出过巨大努力的陕西各界尤其是先生,不胜扼腕而徒叹奈何。这件事情,当年西安的《秦风工商联合版》《西京平报》《益世报》西北版和《正报》,乃至重庆的《中央日报》,都有报道,可是不知岁月势利,还是渺无所知,至今也几乎没人提起。多年前我曾以《功亏一篑 怅何如之》为题,详述其颠末,后来又将其置于博客并收入拙著《掰开历史的皱褶》中,也竟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再次,也是这里我着重要说的,是右任先生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关系的真相。长期以来,方志与历史学界对此有不少不同的说法。其中最为流行的两种,一个放言此校是右任先生一手创办的,一个侈谈此校是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蓄意已久而共同创办的。而其始作俑者,或者两说援为依据的,前者似乎为某种稀见的历史文献,具体地说,来自于此校校刊《西北农林》的创刊号;后者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陕宿马文彦先生和一位叫做任志竞的先生,分别刊在《西安文史资料》上的《西北农学院的创建和陕西水利的兴起》和《王子元先生的一生》这两篇回忆文章。实际质诸历史,右任先生之与此校的渊源,一是他曾是当年创校的三常委之一,理论上应对此校的创建不无贡献,特别是在校址的踏勘与最后确定方面;二是他曾是此校的首任校长,虽说事实上京事烦剧一直不曾分身莅校主事,但对有关建校的事宜无疑是十分关心的;三是慧眼识人,力荐王玉堂即子元先生出任建校筹备处主任;四是亲笔题写此校校刊《西北农林》的刊名。至于杨虎城将军,则不过最初因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斯名列建校委员而已,1933年3月省主席易人之后,此校的择址和建设已非其本分,而是继任主席邵力子的职权范围了,且不说主导或领导,能否切实地参与其中,恐怕都是个问题。故真正发起创校、领导创校的是戴季陶先生。关于此点,前多年我曾专门进行过切实考辨,展示的证据,一是此公1932年10月,率先向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提出了一个名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步计划》的议案,当时曾有多人参与联署,右任先生却确凿地没有名列其中,杨将军则连联署的资格都谈不上;二是此公位列此校创校三常委首席,而右任先生位列时任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之前,居于第二,有时仅以姓氏笔画的优势而名居榜首;三是1934年4月20日此校教学大楼奠基之日,此公曾专程亲临并发表奠基祝词,还亲笔题写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校名,一切都与其首席建校常委的身份十分吻合;四是此公对此校建设与发展,有一套完整的规划,对建校的方针也有明确的设计与要求,甚至此校的名称,也是他在《初步计划》中早就提出来的,而右任先生身为建校常委和首任校长,似乎并无成套明确的主张,至少尚无文献证明他有怎样的主张,杨将军更是谈不到这些。此处我愿再补充两证据:一条是戴氏在其《关于经营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办法意见书》中,自承“贤此次所以竭力主张建设西北农林专校者,蓄谋已久”。一条是戴氏在其《与子元先生论本校用人施教方针书》称:“贤才不足以任事,德不足以领众,且又于关中情形疏远,所眷眷然者,一则见吾祖宗坟墓所在之区、文化发祥之地,荒芜衰败,几近化为沙漠;二则见关中民众受历年灾祸,少壮则流离失所,老弱则死亡枕藉,仅存之儿童,虽有慈善之家稍加存恤,而教养扶持,都无确实办法。由此一念报德育民之心,而发起兹事(即创校)。”此两处均系夫子自道,其动机固然在剖白心迹,同时也相应地昭告了一段信史。而这也都白字黑字,见诸《西北农林》创刊号的。

  此外,还有一个涉及右任先生和此校关系的问题,即先生之后继任人选的问题,窃意也有必要予以特别说明。因为《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卷子元先生本传,和陕西基督教网《一代英才王子元》有个说法,说右任先生曾推荐子元先生出任校长,子元先生事实上建校期间就代行的是校长之职务,但是后来学校基本建成,由于戴季陶挟嫌排挤,使与其走得较近的辛树帜先生成了校长。此说很大程度上是替子元先生不平,却有意无意地贬低了辛树帜先生,即使不是得诸传闻,也有着明显的臆揣成分。事实上,辛先生固然与戴季陶有着长期的交往,但这似乎更多是缘于其卓越的学术造诣和崇高的学界声望。他接替右任先生担任校长,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专业素养与学术地位,一方面是创校之始,他就已经是建校筹委会的委员,而戴季陶早在前引《意见书》中,就有“贤意此校不特当为西北造林垦荒事业之中心,兼当为全国新农村大学之起点”,学校“兴办之时,事务方面,不可先行铺张,研究经营方面,则当择聘经验学识俱长、耐苦耐劳之专门学者任之”的观点。相较之下,子元先生固然是此校建校的不二功臣,在校址的最后择定和学校校舍建设上有着世所公认的贡献,可惜经营一所高校,他毕竟并不具备辛先生所具有的各种优势。虽然事情的最后决定,不排除有人事方面的因素,甚至戴季陶个人意志的影响,然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两人的硬件方面存在无法比拟的差距,而西农后来的历史,似也证明辛先生出任校长,与学校和他个人,都可谓得其所哉。有人为子元先生抱憾乃至抱屈,可以理解,但这并不说明戴之用辛就是错的,也并不说明右任先生与戴氏在这件事情上就一定存在私人之间的相互排轧。斯人已去,往事已矣,鄙意还是以平常心对待这段历史,不做或少做没有根据的揣测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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