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与广州教育

　　丘逢甲（1864－1912），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志士、伟大的爱国诗人、卓越的教育家。祖籍广东蕉岭。名秉渊，字仙根、吉甫，号蛰仙、仲阏、华严子。辛亥革命后，更慕博浪椎击秦义士，改号“仓海”，学者称他为“仓海先生”。诗文中常自署“南武山人”、“东海遗民”、“台湾遗民”等。

　　清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二十六日，丘逢甲诞生于台湾苗栗县铜锣湾李氏家塾（其父龙章先生执教处）。逢甲于25岁（1888）应福州乡试中举人，次年正月，赴京会试中进士。他深感清王朝腐败无能，无意仕途，不如“专意养士讲学，或为民间仗义兴革，反有意义”。遂于光绪帝接见后，旋告假归台省亲。次年，即开始走上教育生涯，任台中衡文书院主讲；同时在新竹县五峰乡创山庄书院，继而任台南府罗山书院、嘉义府崇文书院主讲。

　　丘逢甲于1895年内渡大陆，在粤东潮汕、嘉应地区乃至闽西一带致力于兴学育才，数年间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岭南颇有名气的教育家。1906年夏，两广总督岑春煊特聘他为两广学务处视学及“广府中学堂”和“商业学校”两校的监督（校长）。从此，著名教育家丘逢甲在广州度过了他最后的峥嵘岁月。1908年11月6日广东省教育会成立，他又被公推为该会会长。1909年，又受聘为两广学务公所议绅及两广方言学堂监督，仍兼任广府中学堂监督和两广学务公所议绅。

　　广府中学是当时广州最为古老的一所中学（其时所谓公立是指以地方公款设立的学校而言），其校址在北司后街（今越华路）越华书院故址。丘逢甲接任校长后，即聘请同盟会员丘科友（蕉岭县人）、王狮贤（梅县人），林鲁传（平远人）等人为监学。

　　1909年间，广州两广方言学堂监督隗文云无理撤换教员而引发了学潮。后来隗某虽被撤职，而当局却仍“拟将各班班长及代表革除或记过，以儆效尤”。这时，新任该校监督（校长）的丘逢甲乃主持公正，强调“监督既撤换，则学生不应惩办”。终于使学生获胜，学校得以照常上课。

　　丘逢甲极其重视教学内容的革新。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纲，西学为目”。他也很重视学风和校风的培养。如1909年，身为两广方言学堂监督的丘逢甲，聘请革命党人朱执信任学监并且负责主讲西洋史课程，还聘请同盟会员邹鲁担任国际公法、经济学和财政学课程的主讲工作。学校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丘逢甲一方面重视学生学好“国学”，以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固有的光辉灿烂文化；另一方面，他同时积极提倡学习“西方国家有用之学”。这正如他自己所写：“诗无古今真为贵，学有中西乃贯通”。显然，只有把中西文化结合在一起，切实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才能广见闻，开才智，长能力，更好地服务于振兴中华的大业。

　　丘逢甲十分重视学生往国外留学，他常鼓励青年学生出国学习。我国封建统治者自诩为中央之国，徒知坐井观天，只图夜郎自大、闭关自守。丘逢甲在总结富国强民的经验中发现，无视外国的先进科技文化，乃是造成中国长期落后和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他认为“各国教育设施，迥非吾国所能企及也”。又曾指出：“日本，吾国仇也。然日本之所以能侮我者，由学术胜耳。欲复仇而不求其学，何济？”为此，他大力鼓励青年学生出国留学。据1903年统计，经他鼓励和支持往日本留学的岭东学生“达数十人”。同时，他很重视外语的教学，认为西文乃学习外国科技知识的工具，决非可学可不学，而是非学好不可的。他同时主张，为尽速通晓日本维新之道和西方学术，则宜先行学好日文。因为“西文非十年不能通，而东文则一年可成就。学西文非由幼年始不能成，学东文则中年以后皆可行事。而西人有用之书，东人学译之。是能读东文不啻能读西文也。”而且，“西学之条目繁，时乎已迫。求其速效，不能不先借径东文”。在百多年前盲目闭关自守的社会里，丘逢甲能如此独具慧眼，对外语的重要性和学习先后的问题作出这样精辟之论述，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丘逢甲把振兴国家、复土雪耻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在他看来，“义勇青年，国之元气也。兴国革新，有赖于斯”。丘逢甲一贯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民族思想和爱国感情之培养和灌输。他常以新思想激发学生爱国感情，特别是于1895年内渡大陆后，他强烈怀念故土，几乎“夜夜梦台湾”。而且常以收复台湾、洗雪国耻以勖勉年青一代。如据其三子丘琮回忆说，当他步入18岁那年（1911年），在广州工作的丘逢甲照例返乡度春节，特给他“命字（原名琮，命字为‘念台’——笔者注），因训曰：台湾同胞四百万，尚奴于倭，吾家兄弟子孙当永念仇耻，勿忘恢复。”

　　丘逢甲对时局和国事认识，不断随革命潮流而前进不息。他对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失败极感痛惜，但后来不赞同康有为保皇派主张。如1906年冬，身为两广学务处视学和广府中学堂监督的丘逢甲，抵嘉应（梅县）务本学堂（今梅州中学）担任监考工作时，曾对该校监督说：“至保皇党之说，非不稳健，但时机已过，人心已去清室。康有为无能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