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五大臣出洋与教育考察

　　一、考察教育理念

　　1905至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适逢科举停废之际，旧教育体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新教育体制尚在筹谋酝酿之中。作为奏废科举重要参与者的考察政治大臣之一端方，在出洋之前曾这样描述其时民智状况：“今日民智犹湮，一乡之中愚者百，不愚者一；四民之内学者一，不学者三。”基于中国教育发展革新的时代课题，五大臣考察团身负重塑中国教育的使命感，在主要考察各国政治制度的同时，对各国教育事业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学习，取得了丰富而积极的成果。

　　考察团广泛考察国外各级各类学校，深入了解各种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对以下几个方面感触尤深。

　　其一，重视高等教育。考察团基于“凡一国中大学多一分发达，即于世界学术上占一分势力”的认识，对各国高等教育最为关注，考察之多、之详可谓前所未有。在美国，考察团走访了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学府。在康奈尔大学，考察团花费一整天时间参观了植物园、兽医学室、化学教室、医学院、法律院、藏书楼、女学院、工程学院等，对该校解剖医学印象尤为深刻。在哈佛大学，考察团深入到食堂与学生近距离接触，注意到食堂墙壁上刻有南北战争期间阵亡的学生姓名，意在寓教于日常，“使生徒每饭不忘”。在德国，考察团对已有近百年历史的柏林大学发展之速颇为赞叹，了解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大力支持。

　　其二，学位制度完备。考察团详细了解了美国高校的学位制度，考政大臣戴鸿慈、端方在编译的《列国政要》一书中写道：“学位分学士、博士、大博士三级：四年正科卒业者与以学士之称；得学士后在大学院二年苦志勤学，能有撰述者与以博士之称；学士在大学院三年，博士在大学院二年研究学业，能有发明则与以大博士之称”。在法国，考察团详细考察了学位授予程序：“凡得高等学位者，先将所著书呈于考官，到此面试，历举疑义问难，果所学卓然，始报文部，给予文凭。盖究其平日之心得，不徒校一日之短长也。”

　　其三，崇尚教育平等。各国普遍重视贫民和女子受教育权，将其视为教育平等的重要内容和体现。考察团对德国、丹麦等国专为贫民而设的贫民学校做了深入了解，对学校不收学费且对极贫者“设一小食以待”颇为赞赏。就女子教育而言，国外女子不仅普遍享有受教育权，某些国家还对女子从教予以政策倾斜。如意大利立法规定：“女教习在堂已满五年者加束五百，以后每五年递加一次；至图绘、歌曲、缝纫、体操四门教习，在堂已满五年者加束三百，以后亦每五年递加一次。”美国各高校普遍男女同校，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男生两千五百人，女生千余人；哥伦比亚大学女子体操与男子无异。

　　其四，实行强迫教育。日本六至十四岁的男女必须就学，“所谓强迫就学之政”。美国倡导强迫教育者甚至发出“无学者，国之贼也”的呼声，所谓“父母无使小儿无学之权，而州有除去国贼之义务”。意大利通过立法保障强迫教育的实施：“父母及代表父母者若未实照法律行事，则州县官催之；若幼童不入官立学堂，亦未至州县官前听候考试，又未呈出私学课程单，又非因病及别种要故，则州县官知照催迫。”考察团认识到，强迫教育的实施直接关乎国家发展。以地狭人寡的丹麦为例，其政治、工商之所以“多可观者”，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就学用强迫主义，普通教育遍于国中”。

　　二、推动教育交流

　　除教育考察外，考察团争取到美国高校留学学额、留学经费，并与美国高校筹商合作办校事宜，在英国更是获得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颁授的荣誉学位，书写了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戴鸿慈、端方在考察美国各高校过程中，积极与校方协商派遣留学生事宜，最终争取到留学学额及资金资助。其中，耶鲁大学赠给学额11名，免收学费；康奈尔大学每年赠给学额6名；哈佛大学每年资助美金2万元，连送三年。此外还争取到女子留学学额，威尔士利女学答应赠给中国学额3名，并且膳费、宿费、学费概免。端方对美国各校的慷慨赠予颇表赞赏，极言“为各国不多有之事”。1908年初，时任两江总督端方派遣十五人分赴各校，其中即有宋庆龄。在考察耶鲁大学时，端方还曾与校方协商在湖南合办学校，与一般教会学校宗旨不同，该校“宗教一项听人自由”，“不强人作礼拜”。

　　载泽考察团在英国考察期间，分别于5月18日、5月24日获颁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这在当时颇为轰动。其中，牛津大学颁给载泽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尚其亨、李盛铎文学博士学位；剑桥大学颁给载泽、尚其亨以及出使英国大臣汪大夑荣誉文科博士学位。两校皆举行了隆重仪式，载泽这样记述牛津大学颁授场景：“校长梅理进博士绯衣宽博，类中国古装。导至学堂宾室少坐，诸博士以次谒。梅理先往登坐演说，宾客数百人环坐。导者列予等入位，宣读拉丁文准书，人皆鼓掌。礼成，设宴。”剑桥大学也对载泽一行的到访给予热烈欢迎，负责接待的吉尔斯用中文发表热情致辞：“尊敬的大清国考察团，你们跋山涉水，考察世界各国的政府组织、法律制度、教育体系，你们的使命如此之重，困难无疑将会充满你们的考察之旅。殿下率领考察团访问剑桥令敝校倍感荣光，让我们为殿下以及考察团所有成员的健康干杯。我们热切希望，从今以后，我们各自的国家、政府以及人民，彼此之间和睦相处。”此时还发生一段小插曲。1906年4月24日，载泽在法国考察期间即接到汪大夑来函，通告剑桥大学欲授予学位，待其重返英国时举行颁授礼。原本剑桥大学邀请在前，然而最终载泽一行却先至牛津大学考察接受荣誉学位，对此剑桥大学颇为不满，吉尔斯即言道：“尽管剑桥大学先向考察团发出邀请，但是牛津大学做出安排使考察团先至该校接受荣誉学位，这一安排带有明显的嫉妒心理。”

　　对于获颁荣誉博士学位，载泽本人倍感荣光，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谦伯里区（即剑桥大学）为英最古之大学，笃克罗（即博士学位）乃英最高之学位，非品学端粹，著述宏富，为士林推重者，不轻相假。他国人得此，尤为荣耀。”国内舆论对考政大臣获颁荣誉学位亦是欢欣鼓舞。《寰球中国学生报》以《使臣之荣誉》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称“接受典礼颇极一时之盛”。《大公报》刊发题为《五大臣之优遇》的报道：“赠以法学博士、文学博士之学位，洵可谓增使节之光宠，极海外之荣誉。”时人康继祖在《预备立宪意见书》一书中也记道：“学位，各国所重也，自通使以来未闻该国以学位赠予外人者，今我钦使竟能得博士之名号，复蒙各大学校纷纷以学位见赠，该国君民钦佩我公使也深矣。”

　　三、教育建言献策

　　考察团不仅在思想认识上对教育事业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更是站在中西对比的视角援引考察所得为中国教育事业建言献策。

　　揆诸考察团相关言论，不仅将发展教育视为当前政治改革顺利推进的先决条件，更将其视为捍卫主权、国家富强的必然途径。1906年7月27日，上海绅、商、学界宴请归国途经上海的戴鸿慈、端方一行，端方在答词中强调当前政治改革必以教育普及为前提：“以中国商界、学界言之，在今日不可不谓之发达，但普通之知识未齐，自治之规模未定，诸君子苦心孤诣，经画累年，得失当已较然。眼前政界转机总以言能实行方有效果，而所以沟通之道，仍不外乎普及教育，教育有进步，政治始能实行。”戴、端至京后，明确提出“知本原所在，教育为先”、“雪耻自强，归功学校”的主张，他们解释道：“人民为政治之原质，而归本于教育之一途。盖政治者，造成治法之所也；而教育者，即造成其行法人与守法人之所也”。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在介绍日本考察情形的奏折中，特别强调日本之富强实赖于教育普及带来的国民素质的提升：“其民俗有聪强勤朴之风，其治体有划一整齐之象。其富强之效，虽得力于改良法律，精练海陆军，奖励农工商各业，而其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

　　考察团归国后对中国教育发展的教育建言，集中体现在戴鸿慈、端方所奏《考察学务择要上陈折》。该折首先痛陈中国教育革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历朝士子以科举为业，“而圣贤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之道几疑空谈”。时至今日，整个社会“图私利、破公益，恣其人心之欲”等不良现象颇为普遍。长此以往，“神州种族不复可与世界之国民相遇”。进而，他们结合考察所得，针对科举废除后中国教育如何改革、发展提出了系统建言，涉及厘定教育行政机关、定立学堂规范办法、明定教育宗旨、普及初级教育、订定学堂冠服、严订留学教育管理章程六项内容。据报道，该折“颇蒙两宫嘉纳”，甚至传闻学部尚书一职将由戴鸿慈接任。

　　需特别提及的是考察团关于女子教育的倡导。虽然《考察学务择要上陈折》仅在提及教育理念时对女子教育有所涉及，所谓“急女学以立家庭教育之本”，但这并不表明考察团对女子教育疏于重视。端方出洋前受慈禧召见时，即曾“面奏女学宜兴之故”。在考察过程中亦电致北京，“陈明美国女学校之章程及一切内容最为完善”，提出“中国女学亟宜仿行”的建言。据报道，“两宫览奏颇为欣悦”，遂拨内帑十万两，派肃王之姊葆淑舫夫人组织师范女学一所。端方归国后，更是在面奏时极力建议“请饬学部速定女学堂章程”。至1907年3月，学部颁布《女子师范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自此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开始占有一定位置，可以说这些章程的颁布凝聚着考察团尤其是端方的一份功劳。尤值称道的是，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躬亲实践，大力发展女子教育，更是引领了时代潮流。清末著名志士吴芝瑛曾在《大公报》刊文，对端方倡办女学的实践大加赞赏：“总督端方最足令人钦佩、令人赞赏者，莫过于创兴女学一事，必为后日历史所称扬，流芳万古……莅任两江，于所辖各地设法创办女学，为各行省之倡，其关系于天下后世者，不綦大哉？吾为中国之女学幸！”

　　综上，五大臣出洋考察团的教育考察、教育交流以及教育建言，是西方教育模式、教育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一次重要传播，不仅密切了中外教育沟通，更适应了科举废除后中国新式教育如何发展的时代课题，其在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史和中外教育交流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