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学校独特的教育理念

　　张伯苓一直强调，自己最初投身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动机即是爱国主义，南开学校则是在国家遭受外侮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的。

　　身体力行的爱国教育

　　放眼南开学校创办的历程，张伯苓强烈的爱国思想一直贯穿其中。“南开学校系受外侮刺激而产生，故教育目的，旨在雪耻图存；训练方法，重在读书救国。关于国际形势，世界大事及中国积弱之由，与夫所以救济之方，时对学生剀切训话，藉以灌输民族意识及增强国家观念。但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学生在求学时期，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在服务时期，必须真切实行救国志愿。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在平津陷落以前，华北学生之爱国运动，大半由我南开学生所领导，因此深遭日人之嫉恨。因此我南开津校之惨遭炸毁，此殆其一因。”

　　南开学校每周三固定的修身课及不定期的各种集会也都成为张伯苓开展爱国教育的重要场合。每次讲演，张伯苓都要对会场进行一番精心的布置，花费不小的心思，讲台上必高悬国旗，两旁大书“爱国”二字，以激发青年学子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张伯苓在讲演时，总是用他那纯正的天津话向学生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幕幕国家遭受侵略，人民遭受奴役的惨痛历史。他那饱含热情的声调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以至“其言极其痛深，其感人至矣。同学少年受此剧烈之感触，顿有坐立难安之势”。他还念念不忘告诫青年学生在面对民族危亡之时，千万不能丧失信心，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爱国、报国之心，更加努力地以自己所学的知识去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

　　普及科学教育

　　张伯苓坚信科学可以救国、强国，希望通过发展教育，开通民智，唤起国人对于科学研究之兴趣，促进物质文明之发达。在创办私立中学堂的初期，张伯苓就特别注意完善实验设备，注重实用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一贯强调：“惟是科学精神，不重玄想而重观察，不重讲解而重实验，观察与实验又需有充分之设备。南开学校在成立之初，苓即从日本购回理化仪器多种。其后历年添置，令学生人人亲手从事实验。”在早年从日本购来仪器的基础上，张伯苓每年都保证实验室中添置一些新的实验器具，并争取让每个学生都有动手做实验的机会。当时，这在国内的各所学校中都不多见，更不要说在私立学校了。

　　张伯苓提倡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打破科学知识长期以来为少数人所垄断的局面，努力将科学知识普及和推广到广大的民众中间去。这是张伯苓教育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公能教育”思想

　　张伯苓教育理想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克服中国的“愚、弱、贫、散、私”五病，培养学生们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以振兴中华。因此，在以“公能”二字为最终依托的基础上，张伯苓于1934年在南开建校三十周年校庆纪念会上正式宣布“公能”为校训，作为他通过发展教育来培养救国人才的基本方针。此后，在校园内又用冬青草组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两行醒目标语，作为南开校训。

　　在张伯苓后人的眼里，南开学校教育宗旨和方针的调整也是与时俱进，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步的。张锡祚说：在清末，鉴于当时社会风气的愚昧无知、颓靡不振，张伯苓针对“五病”，总结、制定出来教育方针。后来，他的教育思想也随着时代的进展和社会的需要而飞速向前发展。由早期的五项教育方针逐渐发展成熟，进而形成“公能教育”思想，这就是南开校训。

　　在张伯苓大力宣扬的“公能”校训中，“能”指能力，涵盖智能、技能、体能以及口才、判断力、办事能力、凝聚力等各个方面的才能。在他的观念里，知识浅薄是智能不如人，身体衰弱是体能不如人，拙嘴笨舌是口才不如人，遇事糊涂是判断是非的能力不如人，处理事务效果不彰是工作能力不如人，一盘散沙是凝聚力不如人。南开学校就要有针对性地培养和训练学生们具备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具体的能力，让学生们形成爱国的能力，通过实干、苦干、硬干，为国家做有用的事情；“允能”就是要做到最能，建设现代化国家，拥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公”，是大公无私，“允公”则是大公，不是小公，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张伯苓很有感触地说，我看我们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字。没有集体观念，没有国家观念，就是没有认识清楚这一个“公”字。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都除掉自私自利之心，一致为国努力，这个国家一定会强起来。因此，他呼吁南开的学生、校友做事“不自私”“肯为公”“持之以诚”“继之以勇”让南开的火光炽照万里，为国家，为社会承担责任，凡事忘私克私，具有团结合作的精神，取得以公化私的效果。

　　张伯苓还多次向刚刚入学的同学解释南开校训，并让他们牢记：“这日新月异几个字……是希望我们南开的学生每天每月都在进步，要有不断进取的精神。允公允能几个字……南开学生应该为国家尽责，为大众做事。能，就是要有能力、有本领。没有能力和本领，怎么去尽责……撂在一块儿，允公允能就是，当为公能，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