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青春之歌(2)

辛亥革命网 2018-06-08 14:08 来源:团结报 作者:武黎嵩 朱笑言 查看:

1978年9月,新一轮的高考再一次拉开帷幕,前后两届共一千多万的考生,重新燃起了掌握自己人生的激情。

  尽管有种种困难,但他们还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最后的冲刺。吴稚伟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复习还是比较艰苦的,因为农村没有电,所以只能用煤油灯。当时我们生产队总共有七个知青,我们四个男知青住在一起,复习的时候有两盏煤油灯。但是有个知青,他考音乐类单簧管,练习乐器的时候非常吵闹,我们三个人就没法好好复习。所以我们三个知青用一盏煤油灯,另外一盏就让他端到厨房去练习单簧管。”

  正如贺云翱老师所言,考试主要还是靠平时的积累:“复习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太多资料,当时是张老师(高中班主任)找来一些基本的资料让我看。因为我七四年毕的业,毕业三年之后教材也有一些变化。张老师找来的就是七七年的教材,比较新。我自己认为七七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还是看原来的知识积累,因为只有二三十天可以复习。”

  那是一场改变命运的考试

  经过短暂的复习之后,考生们或自信或忐忑,走向了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地方。周沛老师回忆道:“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进入考场前的一些场景。考生有兴高采烈的,有惶恐不安的,也有晕头转向的。我记得还有人忘记带准考证,骑车回去拿。”陈红民老师就讲到自己“忘带准考证”的经历:“考试的第二天下午到达考场时,我突然发现准考证没有带。考场在宁海中学,离我家不远,骑车回去取来得及。但匆匆赶来赶去,肯定影响情绪。我不知为何做了一个极为冷静的决定,先去办公室找到监考老师,说明情况,请求允许在考试结束后再送准考证给她审查。那位女老师很爽快地说,没有问题,我认识你,前面三科下来,我看这个考场就你考得好。我才想起,她巡视考场时经常看我答卷。这不但免了我赶回家取准考证,而且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当天下午是考地理,我居然考了92.5,是所有科目中最高的。”因为监考老师的善良和爱才,成就了一位历史学家,它或许四十年前是谁也想不到的。

  谈到高考题目,老师们普遍认为不是太难,但是仍然有区分度。除了数学、语文、政治,文科还要考历史、地理,理科考物理、化学。黄卫华老师说:“考试是考四门,一个数学,一个政治,一个语文,理化是一张卷子,就是物理和化学,总分是400分。考完以后,我觉得除了物理,其他的都可以。我是化学好,化学50分,我那50分肯定能拿到。数学差不多90多分,语文大概80多分。”

  由于七七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高考和招生工作都略显仓促,加上考生对于高校的专业设置等方面并不了解,其中也有不少“历史的偶然”。谈到填报志愿,陈仲丹老师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我学历史是很偶然的,那时候志愿是用毛笔抄在公社墙上的,我们文科,就是哲学系、中文系、外语系、历史系。我当然不会上外语系了,因为外语要加试;哲学我也不想上,因为看不懂;所以就剩下历史和中文了。本来我想上中文的,但是抄志愿的人抄错了,本来中文系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少抄了两个点,就变成‘汉语言文字’了,我一看学文字,那很无聊,就选了历史系。”肖敏老师回忆:“那一年高考,各单位准备时间很短,就很混乱。录取的时候听说是各个高校在招生办‘抢’档案,对于优秀的考生,谁抢到算谁的……我当时是被徐州医学院录取了,但我根本就没有申请医学院,它把我的档案拿到了,然后就问我,医学院你愿不愿意来。”

  恢复高考后的南大校园

  一九七八年,南京大学迎来了久违的新鲜血液。一九七七级新生在二月份报到入学,紧接着一九七八级新生在同年九月份报到入学,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南京。冒荣老师回忆自己来到南京的艰辛:“那时候交通不方便,我是坐轮船来南京上学的。长江的航运,现在没有客运了,只有货运,还有旅游的。当时从南通到南京,逆水而行,路上大概要花十四个小时,船票两块五角钱。”

  七七、七八两级学生年龄相差很大。有的学生已经超过了三十岁,甚至已经结婚生子。有的则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最小的只有十六岁。秦亦强老师就讲到自己作为应届生的心态:“我们应届生和他们老三届,对学习的态度有所不同。我觉得老三届和工作过的人,重新得到了一个学习的机会,因为很难得,就非常投入,非常认真。而我们这批人,十六岁上大学,到学校里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就会迷失自己,觉得学习没有那么迫切,因为没有那么来之不易,所以就不是非常努力。”

  进入大学以后,学习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由于“文革”的影响,高中教育不重视基础知识,使得进入大学以后的学习显得尤为困难,尤其是像英语这样特殊的学科。但是全校学生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学习热情和刻苦的学习态度。张红霞老师回忆道,“我们排队打饭的时候,都是很整齐的一列一列,也是‘低头族’,头低着背英语单词,排到自己了,再抬起头来。我们六点钟起床,早上大喇叭响,必须起来跑步,围着八舍半小时跑完以后,都拿着英语朗读,冬天是在路灯下朗读。”

  另外,专业课在学生的课程体系里占比例很大,当时选修课还比较少。南大当时是中国最早实行学分制的大学之一。学生的毕业要求是修够125学分,而专业课学分就占到了110分以上。贺云翱老师谈到历史系的学生大一下半学期就进行了专业分流。系里非常重视他们的专业课,当时像蒋赞初这样的知名教授都来为本科生授课。除此之外,还请来了例如宿白、朱伯谦、刘叙杰、姚迁、罗宗真、李蔚然等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来为本科生授课。

  南京大学的图书馆还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陵大学时期建设的。周同科老师说:“当时的南大图书馆,条件很糟糕,找书不太方便,基本上就是站在柜台翻卡片柜,翻到一本书,再把书号抄给柜员,柜员帮忙找,找半天才出来说没有,要看的书很难借到……虽然条件艰苦,但当时的学习氛围很好,同学们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就是学习。大家特别热爱图书馆,去图书馆还得抢座位……晚上宿舍楼的厕所里面都有人看书,因为厕所的灯通宵亮着,而宿舍是统一熄灯的。”学生的学习热情并没有因硬件设施的落后而减退。

  “文革”结束不久,一些旧观念还未能完全解放。对于大学生来说,谈恋爱也是大学生活重要的一面,但是八十年代的南京大学,恋爱的氛围却显得颇为拘谨。童星老师回忆道,“校规也没讲允许,也没讲不允许。但当时的人,即使是在热恋中,也不会当着人拥抱、牵手的。”陈红民老师也表示,当时不提倡在大学发展新的恋情,会被看作“陈世美”而遭人白眼,甚至有人因此受到处分。相比之下,张红霞老师与自己的丈夫高抒的自由恋爱显得难能可贵,张红霞说:“学校纪律是非常保守、非常严格的……大多数同学,尤其是我们女同学,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对或者不理解,而且我们女同学大多数悄悄地都有了男朋友,但她们不像我这么公开而已。”

  四十年后看“恢复高考”

  万事可堪重回首,潘毅老师说:“高考改革不仅彻底改变了我们个人的命运,对国家的发展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我们家在农村,当时除了当兵以外没有其他途径出来深造或者工作,所以高考算是我实现当工程师梦想的唯一机会。……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国家是幸运的,因为恢复高考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真的发自内心感谢恢复高考。”从农村走出来的潘毅成为一名化学专家,后来担任过南京大学的副校长。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道,一场革命成功之后,那么此前所有革命的理由便不复存在。四十年后,当高考已经成了大多数中国青年人生中的必由之路的时候,我们在质疑高考的考试内容、质疑应试教育的教育异化。但是,有识之士不会质疑“高考”这一形式本身,它不是一场普通的选拔考试,它承载着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它给无数人以“天道酬勤”的信仰,它让无数人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场考试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考试和教育本身。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到来之际,本文记录下多位南京大学一九七七、一九七八级学生的高考记忆,记录下这样一场无声的革命,献给那些亲身经历了共和国曲折奋斗年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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