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女留学生与女性地位的转变(2)

　　（三）

　　女子留学的过程即是冲击封建家庭挑战传统社会的过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女留学生以特殊的角色出现，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产生了久远的社会影响。

　　首先，挣脱大家庭的羁绊，改变了旧式家庭的自身地位。

　　女子出国留学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意味着持续二千余年受压迫遭凌辱的中国女人开始逃脱了封建家庭的统治，不再受家长、父兄乃至家族的压迫和束缚，一改家庭中的附属地位。过去，即使富家女子免去有形的人身伤害及摧残，平日使奴唤婢，颐指气使，却始终是丈夫的附属品，她们没有个人发言权，更谈不到支配权，这种无形的压抑某种程度上比身体遭受的暴力愈其令人难以忍受。留学以后，他们树立了人权观念，懂得一生下来就有享受自由自主的权利，不受任何人的支配，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婚姻自主成为女留学生的第一追求。出国以后的首要大事即迫切要求破除包办婚姻，已经由家庭订婚的便设法解除婚约；没有订婚的自然要自己做主选择中意的对象。留学期间，女留学生爱上男生的事例亦很平常。如留美的任鸿俊与陈衡哲就是美满的一对，汪精卫（1883-1944）与陈璧君也有一份美好的情缘。有的大胆地嫁给外国青年，甚至甘当家庭主妇者不乏其人。是否有摩登新女性敢于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征婚告示，亦难以否定。因为西方启蒙运动的兴起，女权斗争的推动，使女性地位的提高渗透到各个层面。女性征婚早已不是新鲜事，女留学生尝试一把未尝不可。不过，确有女生在国内大报上登载“结婚启事”，甚至写上“请巴黎市长福证”字样（19），显示出新型中国妇女超前的思想和勇气。

　　经济独立是女留学生的第一需要。她们通过学习，特别是掌握了知识与技能，获取了谋生的资本和途径，事业稳定，自立自尊。经济独立不仅为家庭带来经济利益，还能为社会创造财富，怎么不能改变其封建家庭的附属地位呢！例如早期留美的金雅妹、柯金英、康爱德、石美玉等人，从无知的儿童成长为医学专门人才，经济独立，生活无忧，归国从事西医医疗救护工作，受到了患者家属及其社会的敬重。

　　其次，社会角色的转变，即双重角色的体现。过去，女人完全被限制在封闭的家庭内，足不出户，生养子女侍侯丈夫。现在，她们不再受“三从四德”绳索的捆绑，自己做家庭的主人，可以和丈夫平起平坐，享受应有的权利，共担义务，家庭的角色发生重大变化。走上社会后，他们有了张扬个性的平台，充分发挥女性的长处和优势，在教育、科技及文学艺术乃至政治各领域贡献智慧和青春，突出了女留学生独特的社会功能。如金雅妹于1907年在天津建成一所医科学校，培养出一批新型医学人才，成绩斐然。在民国前后留学成就事业的著名女性如社会活动家蔡畅（1900-1990）、郑毓秀（1891-1959），教育家张默君（1884-1965），各个门类的专家林徽因（1904-1955）、陈鸿壁（翻译家）、潘玉良（1898-1977）、林巧稚（1901-1983）等枚不胜举。突出了女留学生独特的社会角色与功能。

　　再次，通过改造社会，实现妇女社会地位的转变。

　　女性家庭地位的转变促进了社会地位的转变，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主要是通过参加社会变革实现的。

　　一是从留学生个体的解放提升到中国妇女整体的解放。在国外，女留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学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研究社会学理论，亲历西方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深切体会到中国妇女遭受的种种痛苦及屈辱表面上来自于家庭及家族，实质根源于封建社会制度，认识到出国留学使自身跳出封建家庭的樊篱只是第一步，争得全社会的妇女从封建体制下的解放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早期留日学生胡彬夏在东京成立女子第一个小团体《共爱会》时就宣称，“拯救我二万万同胞于涂炭之中”是其宗旨（20），认识深刻。还有留学日本、法国的方君瑛、留日的曹汝锦、何香凝等人都在同年发表了有关女权、爱国等文章，呼吁同胞姐妹起来抗争，尽享妇女应得的平等自由权利。妇女解放的先驱者、“万里乘风独向东”的秋瑾，也是“共进会”的成员，她积极劝说女同胞出国读西书求学问，长见识，并在这一年与陈撷芬重组共爱会，改名“实行共爱会”，秋瑾自任会长，确立爱国、自立、学艺、合群的宗旨，为了“欲结二万万女子之团体学问”（21），其争取妇女的解放实现国家进步与文明的目的非常明确。女留学生无疑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的发起者，为之坚持不懈的奋进者。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女性的思想观念有了重大转变，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文化时风传播方面而言，留学海外所展现在女留学生们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她们在那里耳濡目染，不断接受时代的洗礼，价值观念更新，连选择职业的视角已开阔到商业、电影业以及更前卫的行业，新女性的文化素质影响了几代中国女性趋新求变享受新的生活，足以体现女留学生力争全社会妇女解放的巨大作用。

　　与此同时，女留学生们接受新型文化的熏陶，亲身领悟到新风潮新时尚的美感。回国后也把日本的审美风格，欧美的流行风带到中原。辛亥革命后，一些时尚女子穿上蓝布大褂和新式衣裙，仪态大方地行走于街市。随着接受新时尚的女性越来越多，上海等大城市女子结婚领先仿行西洋模式，身穿白色婚纱脚蹬高跟皮鞋，与男伴进入教堂举行婚礼的屡见不鲜。有的虽不进教堂，其它一入西式，时人称作“文明结婚”。至于身着时装头烫卷发，使用外洋化妆品，佩带眼镜手表，出入交际场所的女子尤为浪漫，不时引来羡慕的目光。留学女性又是新服饰、新风气、新生活的接受者、传播者、示范者。

　　二是致力于救国救民及社会制度的变革。

　　留学女性在学习过程中，从爱国走向革命，政治素质有了新的飞跃。如秋瑾为了救国于安危，拯民于水火，慷慨地献出了宝贵青春和生命，成为留学生的楷模。

　　在革命者的影响下，她们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努力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有的本人不能身赴疆场，但坚定支援亲人参加革命，如王颖和丈夫方声洞双双在日本读书，方声洞是同盟会骨干分子，在黄花岗之役英勇就义后，王颖忍受巨大悲痛以丈夫的名义书写平安家信，安慰体弱多病的公婆，继续发扬志士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宣传民主共和，反对封建统治，以根本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从背叛家庭到倾覆朝廷是近代女留学生创造的历史奇迹。

　　有的留学生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她们通过自己从封闭无知的女子一跃而为现代女性的切身经历中，认识到中国实现现代化根本在于人的现代化。所以，坚守教育阵地，提升国人的素质，尽快地把旧式臣民改造为具有新知识、新道德、新文化的新国民，为变革社会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贡献力量。

　　(1)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 ）

　　(2)《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页248

　　(3)沈殿成主编: 《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上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144-145

　　(4) 董守义：《清代留学运动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页225

　　(5) 同上引舒新城一书

　　(6) 同上引沈殿成一书，页144-145

　　(7)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页328

　　(8) 同舒新城一书

　　(9) 同王奇生一书，页328

　　(10)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页428

　　(11) 同上书，页687-688

　　(12) 同上书，页499

　　(13)〈留学教育统计图表〉， 同上书，页689

　　(14) 同上书，页686-688

　　(15) 〈留法女子勤工俭学情形〉，同上书，页557

　　(16) 同王奇生一书，页383

　　(17)梁启超: 《论女学》, 《饮冰室文集》第一

　　(18) 同陈学恂、田正平一书，页335

　　(19) 同王奇生一书，页386

　　(20)胡彬夏: 《祝共爱会之前途》, 《江苏》，1903年第6期

　　(21)陈象恭编着: 《秋瑾年谱》，《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页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