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中国考察欧洲八国教育始末
辛亥革命网 2016-08-04 10:22 来源：团结报 作者：王聪颖 查看：
1932年，在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建议下，中国派往欧洲的教育考察团对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波兰、丹麦、奥地利及苏联八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考察。
1932年，在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建议下，中国派往欧洲的教育考察团对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波兰、丹麦、奥地利及苏联八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考察，考察历时六个月，对当时的教育改革与文化交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近现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上，1931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一件不可不提之事。此考察团自成立之日起就受到中国的关注，其受命来华及在华考察行程更为当时媒体广泛报道，考察团所提交的考察报告书亦引起了国内外的激烈论辩。时至今日，关于该考察团及其报告书的相关研究仍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但是，对于在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建议下中国派往欧洲的教育考察团及其所撰写的报告书进行研究的却相对较少。其实，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与中国赴欧教育考察团报告书日后一道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依皈，可以说国联教育考察团与中国赴欧教育考察团的活动是中欧教育的一种交流和互动。研究中国赴欧教育考察团及其活动，对了解中欧教育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经过大量考证，以期还原这段重要历史的原貌。
1933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国立北平大学等校合并文法等科。图为时任法学院院长兼经济学系教授周炳琳（自左至右），文学院院长兼教育学系主任、哲学系教授胡适，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教授刘树杞。
考察团的组建
中国赴欧洲教育考察缘起于南京国民政府国联外交的推动。成立于1920年的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国际组织，其附属的文化机构着重于各国间的文化合作，在国际教育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寻求国际集体安全，抗拒外力侵逼，维护国家主权，积极加强与国联的联系，南京政府教育部也竭力寻求与之开展教育合作。1931年3月，时任教育部常任次长的陈布雷，希望借助与国联所属文化机构合作的机会，加强中国与其他国联会员国间在教育上的合作关系，为此他致函国联秘书长，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合作意向，其中之一即是中国教育部亟盼能与国联所属文化机构直接联系，获取世界文化合作委员会（国联附属文化机构之一）与教育电影国际协会的组织和如何与其进行合作的资讯。随后，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国联于1931年9月派遣教育考察团赴中国考察。考察团针对当时中国的教育状况写就了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国联教育考察团在报告书中对中国教育提出了多项改革建议，并建议中国“应尽速派一特别委员会前往欧洲，研究欧洲各国学校行政之组织。所派人员应为富有经验者，将来即期以彼等为改造之领袖”。教育部随后接受了国联教育考察团的这一建议，经过推荐与选拔，最终组建了由程其保、厉家祥、郭有守、李熙谋、杨廉五人为主要成员的中国赴欧洲教育考察团。除团员外，同行的还有李石曾、陈和铣、曹康、徐淑希等人。
考察团成员多为当时在教育界颇具声望的学者型官员。
程其保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时任教育部官员兼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后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编著了多部教材。
厉家祥（即厉麟似）是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时任教育部专员兼电影检查委员会常委，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国立中央大学教授等职。
郭有守是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科长兼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后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处处长等职。
李熙谋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时任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院长，后任交通大学教授、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台湾省立博物馆馆长、台湾东吴大学理工学院院长等职。
杨廉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时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先前曾在教育部任职），后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等职，但1939年6月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并一直没有宣布罪状。这五人日后皆身居教育界要位，并积极投身教育建设，对中国教育事业之改造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八国教育考察的经过
考察历时六个月，对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波兰、丹麦、奥地利及苏联八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考察。
考察团于1932年8月5日从上海出发，先赴意大利，后于1932年8月底到达瑞士日内瓦，并与国际文化协进会职员及国联卫生署署长拉西曼博士会见。1932年9月1日，由日内瓦出发赴波兰。9月3日到达，波兰教育部次长皮耶鲁基、外交部代表及其他多数要人均在站迎候。当日由华司克博士、饶博司客督学主任、曲亨博士等代表波兰教育部，以预先拟定的参观计划与考察团讨论细商已妥，遂于9月6日开始考察。除参观华沙费时数日外，其余20日曾参观百打哥息市，及乡村若干处。大体言，波兰西部、南部、西北部之教育，皆已略得其梗概，遂于10月1日转至柏林，与伯克尔、黑克尔、李德满及德国外交部、教育部代表等商定在德国的考察日程。
由于10月5日至10日为德国学校休业期，考察团乃利用此间暇时期，由德国去丹麦考察，即日到哥本哈根，次日即与丹麦教育部商定日程，该部派骆森开博士，每日陪同赴各处参观，共一星期，大体城市及乡村教育皆已略得鸟瞰。按照预定日程，10月11日，考察团返回德国的庐比克市。
在德国考察完毕之次日，即去法国与郎之万教授、教育部代表巴礼野博士、巴黎大学理学院院长及其他教育界名人相见，商定在法考察日程。在法考察时期共一个月，分别在巴黎、郎西、里昂、瑞城等四大学区及其乡区参观，每处由二三日以至十余日不等。其中考察团对里昂市的教育尤感兴趣，在法国教育部人员陪同下，遍赴各教育机关，调查其所施教导方法及组织状况，参观了罗恩省职业教育协会、高等商业学校职业指导所、拉马尔地尼耶国立职业学校、国立兽医学校、里昂大学理学院及牙科学校等处。
在法国考察完结之后，考察团又奔赴英国。在伦敦，由英国国际文化协进会职员波耳博士和教育部代表伍德博士等陪同，首先与教育部人员及教育界名人开会讨论英国的教育制度等，然后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瑞丁大学等处进行考察，最后回伦敦，考察伦敦市的教育，直至1932年12月底，在英活动方才结束。
随后，考察团离开英国去意大利。1933年1月5日考察团到达意大利的吉内瓦，由意政府代表庞必安里教授来迎，并于翌日在该处考察，只一日而赴米兰，考查三日后又至罗马，在罗马受到意教育部长、及中意联合会会长波特赖罗的接待。随后，考察团由罗马而拿波里，而旁尼斯，意大利之考察即此结束。
1933年1月21日，考察团到达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随即在教育部、市教育局等处，讨论奥国的教育，此后一周时间参观各处学校及教育机关。
1933年2月3日，考察团离奥入俄，5日到达莫斯科，在车站受到苏联国外文化交谊会及教育团体之代表的热烈欢迎，并由中苏会议代表处中方职员和苏联政府代表负责，共同商定参观日程，次日即行开始考察。考察团先考察了这里的工艺学校，参观了脱里太可夫艺术馆及革命博物馆、歌舞剧场等，并于2月7日考察了斯大林汽车厂的附属学校。2月8日，又到距莫斯科40公里的工艺教育院及儿童疗养院进行参观。2月11日，参观莫斯科的国立大学及列宁图书馆。17日，参观巴尔歇伏的罪犯及流浪者感化院，及莫斯科的儿童艺术教育中央学校及鞑靼教育院，并与苏联教育人民委员讨论苏联的民众教育问题。2月18日，考察团离开莫斯科。至此，中国教育考察团在欧教育考察工作全部结束。
建言中国教育改革
考察团成员回国后，受到各地教育部门和单位的热情邀请，各处进行演讲，介绍他们在考察途中的所见所闻，发表考察感想。考察团还积极撰写考察报告，建言中国教育改革。考察团成员回国后的演讲、报告、撰文，以及随后考察报告书的出版，对当时的教育改革与文化交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初等教育方面，在考察团建议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3年3月公布了《小学规程》，规定了小学的办学宗旨和实施方针：培养儿童健康体格；陶冶儿童良好品性；发展儿童审美兴趣；增进儿童生活知能；训练儿童劳动习惯；启发儿童科学思想；培养儿童互助团结之精神；养成儿童爱国爱群之观念。同时在课程设置与教材方面，该规程将党义改为公民训练，增加卫生科目，并规定小学科目视地方情形，酌量分合。社会、自然、卫生三科在初小合并为常识科，劳作科、农事工艺作业，可单设一种，即以所设一种命名为某某科。其余必要作业，并入性质相似的科目之中。美术在低年级可与劳作合并，成为工作科。应有乡土教材，由主管教育行政机关编辑，呈教育部审定。
中等教育方面，中等教育承担着升学与就业训练两大任务，但原来的选科制和学分制却导致了学生基础知识不扎实、为高等教育输送的人才不合格的问题；师范科、工科、农科、商科、家事科等又过于分散，办学效益差，办学质量低，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各种职业人才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学校教育对各种师范人才的需要。受中国赴欧教育考察团的影响，1933年教育部在《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学校法》的基础上，又相继颁布了《中学规程》、《师范学校规程》、《职业学校规程》、《职业补习学校规程》等。通过这些法规的颁布实施，教育部将普通中学、师范中学和职业中学三种学校分别设立，各司其职，从而形成了中等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在普通中学的初级和高级阶段取消学分制，实行学时制，在高中阶段取消选修科，加强基础课；将全国中等教育学制统一调整为“三三制”，取消允许地方实行“二四制”或“四二制”的随机规定。此次中等教育学制的调整基本构成了现代中等教育模式。
高等教育方面，赴欧教育考察团的建议及国联教育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评与建议受到重视，促成了教育部对中国大学分布集中及科系设置重复问题的解决。1933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国立北平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合并文法等科，同时还将山西省立法学院、教育学院合并入山西大学，从而拉开了大学合并、系科改革的序幕。1935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学位授予法，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特种学科可设一级或二级。获有硕士学位，在研究院继续研究二年以上，或在高等学校任教三年，经审查合格都可申请授予博士学位。专修科修业二至三年，医学专科于三年课目修毕后，须再实习一年。
赴欧教育考察团及其活动也促进了中欧之间的教育交流。中国赴欧洲教育考察团考察欧洲八国，内容甚为广泛，由幼稚园以至大学，由中央教育行政，至地方最小单位之教育行政，由课堂教学以至电影教育、电音教育，无不一一留意。考察团所到之处，受到各国政府、教育部门及学校热情接待，各种教育材料也尽量提供，因此，所得考察材料颇多，主要包括教育法令、教育书报、学生成绩及其他与教育有关的物品，成为可供中国教育界参考的重要资料。
欧洲各国政府及教育界人士的热情接待、详细介绍和中国考察团的实地考察，加深了中国对欧洲教育的直观了解和对欧洲文化的认识。同时在考察交流过程中，欧洲各国也增加了对中国教育文化的了解。大量教育资料的获得，也增强了中国对欧洲教育的理性认识与思考。另外，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和中国教育考察团报告书相继出版，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依据，这两份报告书也使中国对外教育文化交流所偏重的美国取向开始向欧洲有所转移，增强了中国同欧洲之间的教育文化交流，丰富了中国对外教育文化交流的内涵。
在近现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上，1931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一件不可不提之事。此考察团自成立之日起就受到中国的关注，其受命来华及在华考察行程更为当时媒体广泛报道，考察团所提交的考察报告书亦引起了国内外的激烈论辩。时至今日，关于该考察团及其报告书的相关研究仍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但是，对于在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建议下中国派往欧洲的教育考察团及其所撰写的报告书进行研究的却相对较少。其实，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与中国赴欧教育考察团报告书日后一道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依皈，可以说国联教育考察团与中国赴欧教育考察团的活动是中欧教育的一种交流和互动。研究中国赴欧教育考察团及其活动，对了解中欧教育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经过大量考证，以期还原这段重要历史的原貌。
1933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国立北平大学等校合并文法等科。图为时任法学院院长兼经济学系教授周炳琳（自左至右），文学院院长兼教育学系主任、哲学系教授胡适，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教授刘树杞。
考察团的组建
中国赴欧洲教育考察缘起于南京国民政府国联外交的推动。成立于1920年的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国际组织，其附属的文化机构着重于各国间的文化合作，在国际教育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寻求国际集体安全，抗拒外力侵逼，维护国家主权，积极加强与国联的联系，南京政府教育部也竭力寻求与之开展教育合作。1931年3月，时任教育部常任次长的陈布雷，希望借助与国联所属文化机构合作的机会，加强中国与其他国联会员国间在教育上的合作关系，为此他致函国联秘书长，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合作意向，其中之一即是中国教育部亟盼能与国联所属文化机构直接联系，获取世界文化合作委员会（国联附属文化机构之一）与教育电影国际协会的组织和如何与其进行合作的资讯。随后，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国联于1931年9月派遣教育考察团赴中国考察。考察团针对当时中国的教育状况写就了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国联教育考察团在报告书中对中国教育提出了多项改革建议，并建议中国“应尽速派一特别委员会前往欧洲，研究欧洲各国学校行政之组织。所派人员应为富有经验者，将来即期以彼等为改造之领袖”。教育部随后接受了国联教育考察团的这一建议，经过推荐与选拔，最终组建了由程其保、厉家祥、郭有守、李熙谋、杨廉五人为主要成员的中国赴欧洲教育考察团。除团员外，同行的还有李石曾、陈和铣、曹康、徐淑希等人。
考察团成员多为当时在教育界颇具声望的学者型官员。
程其保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时任教育部官员兼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后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编著了多部教材。
厉家祥（即厉麟似）是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时任教育部专员兼电影检查委员会常委，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国立中央大学教授等职。
郭有守是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科长兼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后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处处长等职。
李熙谋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时任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院长，后任交通大学教授、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台湾省立博物馆馆长、台湾东吴大学理工学院院长等职。
杨廉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时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先前曾在教育部任职），后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等职，但1939年6月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并一直没有宣布罪状。这五人日后皆身居教育界要位，并积极投身教育建设，对中国教育事业之改造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八国教育考察的经过
考察历时六个月，对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波兰、丹麦、奥地利及苏联八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考察。
考察团于1932年8月5日从上海出发，先赴意大利，后于1932年8月底到达瑞士日内瓦，并与国际文化协进会职员及国联卫生署署长拉西曼博士会见。1932年9月1日，由日内瓦出发赴波兰。9月3日到达，波兰教育部次长皮耶鲁基、外交部代表及其他多数要人均在站迎候。当日由华司克博士、饶博司客督学主任、曲亨博士等代表波兰教育部，以预先拟定的参观计划与考察团讨论细商已妥，遂于9月6日开始考察。除参观华沙费时数日外，其余20日曾参观百打哥息市，及乡村若干处。大体言，波兰西部、南部、西北部之教育，皆已略得其梗概，遂于10月1日转至柏林，与伯克尔、黑克尔、李德满及德国外交部、教育部代表等商定在德国的考察日程。
由于10月5日至10日为德国学校休业期，考察团乃利用此间暇时期，由德国去丹麦考察，即日到哥本哈根，次日即与丹麦教育部商定日程，该部派骆森开博士，每日陪同赴各处参观，共一星期，大体城市及乡村教育皆已略得鸟瞰。按照预定日程，10月11日，考察团返回德国的庐比克市。
在德国考察完毕之次日，即去法国与郎之万教授、教育部代表巴礼野博士、巴黎大学理学院院长及其他教育界名人相见，商定在法考察日程。在法考察时期共一个月，分别在巴黎、郎西、里昂、瑞城等四大学区及其乡区参观，每处由二三日以至十余日不等。其中考察团对里昂市的教育尤感兴趣，在法国教育部人员陪同下，遍赴各教育机关，调查其所施教导方法及组织状况，参观了罗恩省职业教育协会、高等商业学校职业指导所、拉马尔地尼耶国立职业学校、国立兽医学校、里昂大学理学院及牙科学校等处。
在法国考察完结之后，考察团又奔赴英国。在伦敦，由英国国际文化协进会职员波耳博士和教育部代表伍德博士等陪同，首先与教育部人员及教育界名人开会讨论英国的教育制度等，然后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瑞丁大学等处进行考察，最后回伦敦，考察伦敦市的教育，直至1932年12月底，在英活动方才结束。
随后，考察团离开英国去意大利。1933年1月5日考察团到达意大利的吉内瓦，由意政府代表庞必安里教授来迎，并于翌日在该处考察，只一日而赴米兰，考查三日后又至罗马，在罗马受到意教育部长、及中意联合会会长波特赖罗的接待。随后，考察团由罗马而拿波里，而旁尼斯，意大利之考察即此结束。
1933年1月21日，考察团到达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随即在教育部、市教育局等处，讨论奥国的教育，此后一周时间参观各处学校及教育机关。
1933年2月3日，考察团离奥入俄，5日到达莫斯科，在车站受到苏联国外文化交谊会及教育团体之代表的热烈欢迎，并由中苏会议代表处中方职员和苏联政府代表负责，共同商定参观日程，次日即行开始考察。考察团先考察了这里的工艺学校，参观了脱里太可夫艺术馆及革命博物馆、歌舞剧场等，并于2月7日考察了斯大林汽车厂的附属学校。2月8日，又到距莫斯科40公里的工艺教育院及儿童疗养院进行参观。2月11日，参观莫斯科的国立大学及列宁图书馆。17日，参观巴尔歇伏的罪犯及流浪者感化院，及莫斯科的儿童艺术教育中央学校及鞑靼教育院，并与苏联教育人民委员讨论苏联的民众教育问题。2月18日，考察团离开莫斯科。至此，中国教育考察团在欧教育考察工作全部结束。
建言中国教育改革
考察团成员回国后，受到各地教育部门和单位的热情邀请，各处进行演讲，介绍他们在考察途中的所见所闻，发表考察感想。考察团还积极撰写考察报告，建言中国教育改革。考察团成员回国后的演讲、报告、撰文，以及随后考察报告书的出版，对当时的教育改革与文化交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初等教育方面，在考察团建议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3年3月公布了《小学规程》，规定了小学的办学宗旨和实施方针：培养儿童健康体格；陶冶儿童良好品性；发展儿童审美兴趣；增进儿童生活知能；训练儿童劳动习惯；启发儿童科学思想；培养儿童互助团结之精神；养成儿童爱国爱群之观念。同时在课程设置与教材方面，该规程将党义改为公民训练，增加卫生科目，并规定小学科目视地方情形，酌量分合。社会、自然、卫生三科在初小合并为常识科，劳作科、农事工艺作业，可单设一种，即以所设一种命名为某某科。其余必要作业，并入性质相似的科目之中。美术在低年级可与劳作合并，成为工作科。应有乡土教材，由主管教育行政机关编辑，呈教育部审定。
中等教育方面，中等教育承担着升学与就业训练两大任务，但原来的选科制和学分制却导致了学生基础知识不扎实、为高等教育输送的人才不合格的问题；师范科、工科、农科、商科、家事科等又过于分散，办学效益差，办学质量低，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各种职业人才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学校教育对各种师范人才的需要。受中国赴欧教育考察团的影响，1933年教育部在《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学校法》的基础上，又相继颁布了《中学规程》、《师范学校规程》、《职业学校规程》、《职业补习学校规程》等。通过这些法规的颁布实施，教育部将普通中学、师范中学和职业中学三种学校分别设立，各司其职，从而形成了中等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在普通中学的初级和高级阶段取消学分制，实行学时制，在高中阶段取消选修科，加强基础课；将全国中等教育学制统一调整为“三三制”，取消允许地方实行“二四制”或“四二制”的随机规定。此次中等教育学制的调整基本构成了现代中等教育模式。
高等教育方面，赴欧教育考察团的建议及国联教育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评与建议受到重视，促成了教育部对中国大学分布集中及科系设置重复问题的解决。1933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国立北平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合并文法等科，同时还将山西省立法学院、教育学院合并入山西大学，从而拉开了大学合并、系科改革的序幕。1935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学位授予法，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特种学科可设一级或二级。获有硕士学位，在研究院继续研究二年以上，或在高等学校任教三年，经审查合格都可申请授予博士学位。专修科修业二至三年，医学专科于三年课目修毕后，须再实习一年。
赴欧教育考察团及其活动也促进了中欧之间的教育交流。中国赴欧洲教育考察团考察欧洲八国，内容甚为广泛，由幼稚园以至大学，由中央教育行政，至地方最小单位之教育行政，由课堂教学以至电影教育、电音教育，无不一一留意。考察团所到之处，受到各国政府、教育部门及学校热情接待，各种教育材料也尽量提供，因此，所得考察材料颇多，主要包括教育法令、教育书报、学生成绩及其他与教育有关的物品，成为可供中国教育界参考的重要资料。
欧洲各国政府及教育界人士的热情接待、详细介绍和中国考察团的实地考察，加深了中国对欧洲教育的直观了解和对欧洲文化的认识。同时在考察交流过程中，欧洲各国也增加了对中国教育文化的了解。大量教育资料的获得，也增强了中国对欧洲教育的理性认识与思考。另外，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和中国教育考察团报告书相继出版，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依据，这两份报告书也使中国对外教育文化交流所偏重的美国取向开始向欧洲有所转移，增强了中国同欧洲之间的教育文化交流，丰富了中国对外教育文化交流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