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西安孤儿教养院

　　10月2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发展慈善事业措施，会议认为，引导社会力量开展慈善帮扶，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措施。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就存在着社会力量办的慈善机构，民国时期的张子宜与他创办的西安孤儿教养院就办得颇有成果。

　　张子宜，名典尧，字子宜，1881年生于兴平县南韩村，家中世代务农。子宜幼时聪颖，常得私塾老师的夸奖。十五岁时父亲去世，遂辍学在家。后经亲友介绍到县中店铺充当学徒，担负起养家重任，且每每在买粮途中遇到难民便会将干粮分给他们，少时便有悲悯之心。学徒期间，十分刻苦，“白天工作，夜间学习识字，仅三年便能写简短文件。”十八岁时，辞去学徒工作开始创业，经营一家粮铺。后结识张深如先生并在其介绍下加入中国同盟会，担任兴平周边县联络人，从此致力于革命事业。

　　收容难童 人数众多

　　1911年，武昌起义后，张子宜在兴平组织响应同盟会联合新军、哥老会发动的西安起义，驱逐清朝官吏，任民团团长，保境安民。1912年，张子宜又与南南轩等人筹创了西安精业股份有限公司。1913年参与发起成立西安市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并在会内创办一所小学，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1915年，参与“倒袁逐陆”，维护共和成果，并由此开启了人生的分水岭，后半生以慈善而著称。1922年，张子宜一手创办了西安孤儿教养院，收养贫寒孤儿，且自教养院成立之后，张子宜一直担任院长，直至新中国成立教养院改组之后，被于右任先生誉为“陕西慈善第一人”。

　　1915年底，袁世凯复辟帝制，此时陆建章主政陕西，残杀二次革命党人，张子宜亦因参加“倒袁逐陆”被捕入狱。一同关押的共有三十余人，最后只有张子宜一人被释。出狱后，张子宜曾多次向后来督陕的陈树藩提议，抚恤反袁烈士的遗孤，均遭拒绝，遂投身慈善事业，与郭希仁等人修河渠、办粥厂、救济难民，并出任陕西赈务会委员。1920年前后，北方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五省大旱。据记载，至1921年5月中旬为止，仅儿童死于饥饿者已达12377人，被贩卖者达5057人，可以想象受灾之重。张子宜以“本省连年水旱，流离载道”，遂发愿在西安办一孤儿院，收容无依儿童。1922年1月7日，董事会召开董事部成立大会，董事共十二人，公推张子宜为孤儿教养院院长。同年10月11日，经于右任先生划拨正式成立西安孤儿教养院，院址设在尚仁路（今解放路中段），最初只有陆绍文所赠田产二十亩，房十余间，后又有冯玉祥将军捐赠100亩，共120亩作为孤儿院基地。

　　教养院成立之初，正处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年代，“卖女鬻儿者甚多，儿童流落街头者比比皆是”，教养院尽其最大努力尽量收容，从不懈怠。从其十二周年纪念特刊中的数据来看，所收容儿童从最初的二十余人，至1926年围城之时，已增至百余名。1929年，关中又大旱，灾情严重，饿死者不计其数，教养院依然坚持与北平孝惠学社合作收容眉县女孩一百多名，打破了只收容男童的传统，院中难童更是激增至312名。至1933年，前后共教养男女孤儿1577名，尚有708名在校。这些孤儿，“有因灾害或者亲属死亡，无法生活，由其戚友送投教养院者，有因无人认领被送教养院的，更有抗战兴起以后各战区逃难的儿童。他们大多来自山西、河南、河北，也有来自辽宁、山东、湖北、安徽、湖南等各省，正所谓“慈善不分畛域”。在张子宜“来者不拒，尽其在我，以听天命”一视同仁的收容原则之下，西安市孤儿教养院逐渐发展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救助和教养贫困儿童人数最多的孤儿院之一，至1947年，共计有4000多名。

　　教养并重 工读并举

　　对于收养入院的难童，教养院采取教养并重，工读并举的原则。张子宜一改前人养重于教的传统观点，以为“教重于养也，养而不教，则飞禽走兽之类”，所以教养院在工与读之外十分重视入院儿童的品性，规定“教员之责任不仅在执教鞭之时，于课外实施训练，更为重要。儿童个性有殊不良者，则由管理予以个别之训导，使其觉悟悔改”。另外，凡是入院孤儿，“须检查其年龄体格，再考察其个性，分编学级、工厂，全体孤儿除幼稚生外，其余均须于上课之后，分类学习工艺，如栽绒、制革、织布、缝纫等等，以备其出院之后谋生计使用”，不致再重新沦入贫困，同时教授其文化知识。

　　被收容入院的孩童，先接受四年的初小教育，然后据其资质选择未来道路，资质较差或者年龄较大的，着重培养其生存技能。对于那些资质聪颖而年龄又较小的，仍令其继续上课直至高小毕业，再依其志趣报考师范、中学、职业等中等学校，予以深造，并且所有费用由院方一力承担。课程之外，院中儿童还有着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可以依其志趣在每日晨操时间进行各项体育训练，如柔术操、国术、乒乓、篮球、足球、跳高等等，也可以在管理员指导下在院中图书馆、阅报室、壁报社阅报、读书、编刊物，以开阔眼界，丰富生活。一些有天赋的孩子还可以学习音乐，参加院里组建的乐队，利用节假日在院内演出或者是受邀参与商演。除此之外，教养院的节日庆祝也是孩子们生活的亮点，比如说孩子们最盼望的圣诞节，可能是因为张子宜的关系，教养院十分重视耶稣诞生日，每至这日，孩子们半夜起床唱耶稣诞生颂歌，互送祝福，还可以吃到院长及院长夫人所备点心，十分开心。由此观之，教养院的孩子虽是孤儿却不孤单，他们的生活一样精彩丰富，曾在教养院生活的孩子每每回忆起来，都觉得自己还是过了一个比较幸福难忘的童年。

　　各界捐款 自力更生

　　维持这样一个教养院的运转并非易事。教养院自成立之初就时时面临着断炊之险，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府接收，风雨三十年，“对于收容难童，未敢一次拒绝，对于教养，未敢一日中断，对于管理，时时处处，尽心尽力而为之，未曾一时懈怠”。教养院十二周年纪念特刊中有言，“回忆此十二年来，本省灾荒迭现，烽火频惊，凡百事业，无不在经济崩溃的原则下，现出其不景气之状况，本院素乏善款，而又举办此教养兼施之工作，捉襟见肘，自意中事，然犹赖我全体职员之勉力支撑，与国内外各慈善团体之赐助粮款，始得续生机于丙寅，撑危局而至斯。”教养院是由各界慈善家组织而成的，常年所需一切，除了政府每月补助千元以外，几乎全靠募捐。院长张子宜更是从建院之初，为求教养院免于陷入断炊之境，几乎是“每日黎明前起，不是散发募捐册，便是亲自向各机构、团体求助”，也因此而成为了西安城中出了名的文明“大叫花子”，足可见其心志之坚韧。被求助者中，虽有悭吝之人，但也不乏“仁人君子”，教养院正是在这些“仁人君子”的支援下才勉力支撑下来。除去建院之初陆绍文与冯玉祥将军的捐助外，1926年，西安被围八月之久，城中饿殍遍地，教养院亦粮食匮乏，只能购买麸皮和油渣给孩子们充饥，几近断粮，最后经张子宜多方奔走呼吁，才得杨虎城将军和国民军粮站总监吉希文所捐赠的粮食和代食品，使教养院在围城之乱中无一人死亡。危机解除之后，冯玉祥将军再次伸出援手，不仅还清了围城期间张子宜以个人名义所借善款、粮食，还两次拨款共四千元，以维持教养院生计。

　　1930年，杨虎城将军回到陕西，对教养院灾后重建，恢复和发展，都给以大力支持和同情。在杨虎城的帮助下，陕西财政厅每月都会给教养院补助经费。杨虎城的母亲也是慈悲为怀，曾多次向教养院捐款。在各界的捐款和支持下，教养院修建了礼堂、儿童教室和图书馆。邵力子夫妇、李仪祉、韩威西、张学良、宋美龄等也都曾向教养院捐助。在《创办西安孤儿教养院之动机与经过》中，张子宜说：“仪祉先生在陕西建设厅长和水利局长任内，对我院赞助不遗余力，在精神方面，鼓励我、勉励我、使我终生不能忘记。”教养院的成长使越来越多热衷于做慈善的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1936年，甚至是有无名氏向教养院捐赠一万元，教养院用这笔巨款在附近建起商铺六十多间，出租给商户，收取租金，支持孤儿院的开支。1938年，日本飞机轰炸西安，“为躲避空袭，全院的教师和孩子先是搬迁到南郊的新开门村，借用村中的庙宇和祠堂给孩子们上课。”后得于右任相助，最终搬迁至翠华山下太乙宫，教养院的孩子们得以生活在一个环境更加优美的地方，原址出租以增加教养院收入。

　　除各界慈善人士襄助及房屋出租之外，教养院自身也为其生计努力，所开设的织布、栽绒、制革等工艺课，在技术与技巧成熟之后，所出产品记录在案，或是用于自给，或是售于院外，还有一些甚至远销欧美，虽数量不多，但确实是减轻了教养院的经费负担。1934年，宋庆龄视察陕西参观教养院时，孩子们所赠的皮鞋就是亲手制作。由于各方的共同努力，教养院所得善款甚多，房屋不断扩建，设施也趋于完备，孩子们得以在更好地条件下生活与学习。在张子宜及院中教员悉心教导之下，1922年至1947年，25年间育养孤儿共计4424人，其中23人因病死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可以说是保持了一个极低的死亡率，其余4401人中，留院者306人；升学者462人，除285人在初高中、大学继续深造以外，其他人进入音乐专利、水利专利、神学、军校、师范、商业、护士等专科学校学习；就业者3633人，有服务于政府部门、军事机关部队的，有从事普通行政、医药、教育事业的，也有成为普通工人和回乡务农的，涵盖各个领域，遍布于大江南北，以其能力自谋生计，足可见张子宜育幼事业之成功。

　　三十年中，张子宜兢兢业业，以己之力，奔走各界，筹款养孤，即使在教养院改组之后，仍为其尽心尽力，对院中孤儿教养之恩甚重，其育幼之精神，实为慈善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