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女禁”的开放
辛亥革命网 2010-11-10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程牧原 查看：
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如今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却是难以想象的。20世纪初年，伴随着近现代意义上的女子小学、中学、师范等学校的建立，受教育的女性人数不断增加，妇女解放的声浪也越来越高。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妇女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就必须接受高等教育。为什么这么说呢？正如胡适所指出的，中国传统的女子教育“只给女子一点初等教育，不许她受高等教育，只教她读一点死书，不许她学做人的生活”，“补救女子教育的失败，就是多给她一点解放的教育”。
最早在中国创办女子高等教育机构的是教会，如1905年将北京贝满女中扩建为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8年在福州创办华南女子大学，1915年在南京创办金陵女子大学。但教会女子大学并不向所有中国女子开放，学生人数和社会号召力都极其有限；且教会在中国办学的动机、立场和教会教育浓重的宗教色彩，都对学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的大学之门真正向女性敞开，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大学开女禁”的论争，才逐渐成为现实的。
图1 民国时期的女大学生
民国元年的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这使高等学校是否应开“女禁”也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1918年5月，王卓民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一文，不久就遭到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风云人物康白情的反驳。康白情又同北大学生徐彦之、王若愚等人在北京《晨报》上发起了一场关于“大学应否男女同校”的专题讨论，并得到李大钊、张申府等人的支持。1919年，上海复旦大学组织了“今日中国大学应否男女合校”的辩论会，赞成合校者居多。同年10月，《少年中国》杂志于“妇女专号”上登载了胡适、周炳琳等人主张大学开“女禁”的文章。《新青年》、《星期评论》、《星期日》、《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妇女杂志》、《少年中国》等报刊上均有不少相关的讨论文章。
关于这一问题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女子需不需要上大学，二是大学能不能向女子开放。讨论涉及女性的身体素质、智力水平、社会职能，以及中国封建文化中“贤妻良母”、“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等观念。赞成开“女禁”的人认为：女子具有同样的智力去学习大学中的诸学科，并与男子一样承担广泛的社会职能；只有“人”的教育，而无“男子”或“女子”的教育，即是说教育是不分性别的；男女共学可以消除男女之间的神秘感，从而减少“伤风败俗之事”，增进二者之间纯洁的友谊。上述观点，每一条都在挑战中国传统的礼法观念。
图2 穿着学士服的民国女大学生
终于，在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大学开风气之先，招收了一批女大学生。1919年3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在于北京青年会所做的演讲中说：“改良男女的关系，必要有一个养成良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的是学校了。”1919年底，蔡元培就开放“女禁”的问题回答记者时表示，教育部对大学招生的规定，本来就没有对性别的限制，所以不存在开放“女禁”的问题，只要程度合格，女生也可以被北大录取。这样巧妙的回答，足见蔡元培的机智和胆识。1920年2月，北京大学决定先行招收女生旁听。同年4月，教育部致函北大，称“国立学校为社会视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面对这样的提醒，蔡元培不为所动，暑假以后便招收王兰、邓春兰、翰逊华、赵懋芸、赵懋华、阳寿璧、程勤弱、奚浈、查晓园共9位女生入北大哲学系、国文系、英文系旁听。当时，徐彦之作《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一文，称北大此举“算是深冬时节的霹雳一声雷，惊人不浅”。其中，邓春兰曾于1919年5月致信蔡元培，代表女界要求在北大附中添设女子班，升至大学预科，即实行男女同班。她发出了“女子要求入大学的第一声”，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到1922年时，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厦门大学等20多所大学实行了男女合校培养制。到1931年时，全国75%的大学向女性开放。
以大学“女禁”的开放为契机，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她们渴望在经济上独立，在社交场合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婚恋中享有真正的自由。可以说，大学开放“女禁”的举措，既体现了中国教育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又反映出中国性别文化的变迁。
（本稿件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