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扫盲运动
辛亥革命网 2010-11-09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程牧原 查看：
新中国成立以前，尽管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民众教育，但由于战乱频繁、政局不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等原因，下层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仍旧很少。广大农村受其落后的经济条件的影响，文化教育发展迟缓。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文盲数量占总人口的80%以上，农村文盲率更是高达95%。建国初期，我国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的是生产合作的道路，而正如列宁所说，“不识字的人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扫盲运动。
图1 农民在参加集体学习
1949年12月，政务院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上首次提出“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新中国首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会议明确了工农教育的基本任务，规定了工农教育的具体政策和措施。自此，扫盲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52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设立了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等部门，这样中国就有了专管扫盲工作的统一机构。1953年11月24日，该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首次将扫盲对象分类，并对国家要求其达到的文化水平予以量化，即：干部和工人，一般能识2000常用字，能阅读书报，能写二三百字的应用短文；农民一般能识1000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书报，能写常用的便条、收据；城市劳动人民一般能识1500常用字，读写标准参照工人、农民的标准。1954年11月18日，扫盲工作委员会与教育部合并，指导更为集中。1955年以后，扫盲工作中协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不同部门、不同阶层、不同团体的人都参与到这项对新中国至关重要的事业中。1956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陈毅任会长。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扫盲领导机构，它的存在“是为了协助政府更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至1957年，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专事扫盲教育的领导机构。这些机构利用报纸、广播、黑板报等方式，广泛宣传，并对扫盲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成绩较好的单位实行奖励。总的说来，新中国的扫盲工作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的。
图2 演员利用闲暇时间识字
教育部规定的扫盲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文化、政治教育，技能、技术训练。扫盲运动中的文化课不仅教民众识字，更要向民众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提高其政治觉悟。例如，农村扫盲教育往往围绕当时农村的中心工作展开，用认购国家建设公债、订粮食预购合同、农业合作社某季度的生产计划等具体事项帮助农民了解国家的政策方针。由此可见，扫盲运动既是一场文化运动，也是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而在技能训练方面，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开设了算术课、技能课、卫生课、唱歌课等。其中唱歌课是很特别的，它并未被严格列入规定课程，但那些曲调明快、朗朗上口并具有鲜明政治意义的歌曲，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着群众的学习热情，所以这门课颇受欢迎。
“由于成人教育教学内容广泛、多变，对生产经营、工作、生活的直接、有效，更决定了它的教学模式要比普通教育更为丰富多彩，更应该提倡多样化。”扫盲教育的对象大部分是成人，他们平时要参加生产劳动，需具备的技能不同，学习时间也并不固定。因此，在扫盲运动中，中央政府推行的是弹性学习制度。在课程设置上，倡导统一中有区别，既要适应不同的生产单位，也要适应不同的生产者，面向当前实际，兼顾长远利益；在教学内容上，贯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在组织形式上，以“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放学”为指导，用灵活多样的小组学习方式来弥补集中学习的不足，如工厂的“车间学校”、煤矿的“坑口学习小组”、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在教学方法上，不盲目模仿普通的课堂教学，而是经常组织访问、参观、讲座等活动，注重在实践中学习。
新中国的扫盲运动共掀起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951年至1953年，共扫除文盲701万人；第二次是在1955年至1956年间，共扫除文盲1100万人；第三次是在1958年，共扫除文盲4000万人。这次扫盲运动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如今全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仍占有相当比重。一些曾摘掉文盲帽子的民众，因后来停止学习又变回了原样。这一问题说明，仅仅依靠短暂性的扫盲教育，并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步伐——教育应该是终身的。
（本稿件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