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的困境

　　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其中，乡村教育的困窘，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近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困苦和无奈。

　　1.近代教育的变革

　　近代以前，中国城乡的教育都与科举制度相联系，属传统文化的范畴。这种局面，在近代随着开埠通商和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新式教育的展开，而发生着变化。

　　新式教育即近代文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起步于鸦片战争前后的东南沿海。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为了推进其传教事业，设立了一些教会学校，较早的有1839年美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五口通商后，教会学校又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相继设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由最初的五口通商城市扩展到内地。到1875年，各地的教会学校总计有800所，约93％为小学程度。

　　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展后，一批洋务学堂陆续开办。1862年，清朝政府官办的第一所学习外语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设立，开创了中国近代官办新式教育的先河。继而又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的设立。京、沪、粤三地设立同文馆的初衷，都是出于对外交往的需要，培养外语人才。以后，则渐有数理化和医学等课程的开设。随着洋务企业的开办，广州、福州、天津、上海等地都有一些专门的技术学校设立。

　　据统计，早在清末新政期间全国性教育改革开始之前半个世纪内，东南沿海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已经设立66所重要的新式学堂。从学堂类型看，早期官办新式学堂以外文、军工、通讯技术类为主，士绅、富商或外国传教士所办学堂以自然科学技术学堂、医学堂、女学堂和初等学堂为主。而同一时期，沿海通商口岸以外的广袤地区则相对沉寂。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大力倡导新式教育，光绪帝连颁谕旨予以推动。新近刊布的“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有清晰记载，如8月30日，“奉旨前经降旨催办各省学堂，据谭钟麟、德寿电覆，均尚无切实办法。著该督抚振刷精神，确筹开办事宜，认真举办，总期多设小学堂，以广作育，不准敷衍延宕，仍将筹办情形即行电奏”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89页）。但9月21日“百日维新”失败，改革举措停顿。新式教育在通商口岸以外地区较普遍的开展，是在清末新政期间。

　　1901年后“新政”的推行，需要相应的新式人才。1901年9月，清廷颁旨：“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同年12月又颁布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大学堂毕业生考试合格者可得举人、进士等出身，“量加擢用，因材器使，优予官阶”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19、4787页）。传统的教育制度因此发生重大变革。

　　1902年，清朝政府拟定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是年为旧历壬寅年，故称“壬寅学制”。它将学校分为七级，修业年限共计二十年，从蒙学堂起始，依次为寻常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另含简易实业学堂）、中学堂（另含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另含高等实业学堂）、大学堂、大学院，此外还有师范学堂和高等教育性质的师范馆、仕学馆，这是中国首次颁布的较完备的近代学制系统。它几乎照搬了明治三十三年（1900）的日本学制，但删除了女子教育，学制的年限增加了两年。壬寅学制规定，学制系统同时也是教育行政系统，大学院既是最高学府，又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但该学制并未具体实旋。

　　1904年1月，经过修订后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正式颁布实施。修订后的学制专设总理学务大臣，主管全国学政，与学校教育系统分开，初步形成中央一级的教育行政机构；癸卯学制承认女子在家庭范围内接受教育的权利，并将初等教育十年减为九年，初小一级增设艺徒学堂，中学分设实业科，大学预科与高等实业学堂平行，增加了中学选择实业深造的途径，癸卯学制加强了师范教育，扩大了师范学校的类型；癸卯学制增设了译学馆及方言学堂，增强了外语教学。癸卯学制的实施和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标志了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

　　2.城乡教育的落差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极为重视倡导和普及新式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孙中山曾以临时大总统名义，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将已设立之优级、初级师范一并开学，并指出“教育主义，首贵普及，作人之道，尤重童蒙，中小学校之急应开办，当视高等专门为尤要”（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3页）。各地的新式教育，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在浙江，沈钧儒于1912年2月至10月出任该省教育司司长。在任期间，他发布命令、照会等，制订教育规章制度，对省内学校进行整顿。他强调：“国家之强弱，视教育发达与否为标准。东西各国规定义务教育，凡学龄儿童已达就学之期，非有不得已事故不得废学，否则罪其父母，此教育之所以普及而国乃以强盛。方今民国初定，百端待理，顾尤以普及教育为根本之要图。而谋普及教育，须从调查学龄儿童入手，某地应添设学校几所，某地应需经费若干，种种设施，皆恃是以为准则。而以学龄儿童之人数比较就学差数之多少，尤足觇各地文化之迟速”（郭之莎整理：《沈钧儒民初教育轶文》，《近代史资料》总10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