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辛亥革命后至抗战前陕西高等教育发展与

       1911年，中国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成立地方军政府。当年10月陕西光复后，建立了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组织的“秦陇复汉军政府”，军政府设教育部，曹雨亭任部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陕西军政府复更名为“中华民国秦军分政府”，改教育部为教育司，李元鼎任司长。当时教育司对陕西高等学校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改革，191 2年3月，秦军分政府大都督张凤翙鉴于亥革命后“西北人才缺乏”，提出创立西北大学的主张，遂成立了“西北大学创设会”，并亲自出任会长，同时推举了关中法政大学校长钱鸿钧为校长。创设会将陕西原有的五所高等学校（即陕西高等学校、关中法政大学、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和陕西客籍学堂）合组成立“西北大学”，学校6月开始招生，生源遍布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共计六七百人，学生都是中学毕业生、前清秀才以及私塾中的社会青年等。

       同年11月，陕西都督署就西北大学立案问题正式上书袁世凯北洋政府教育部，咨请准予立案，而北洋政府教育部在给陕西都督署的咨复中称：

     “大学规模弘大，经费浩繁”，并斥责陕西在几所学校的基础上筹办西北大学妨碍普通教育之进行，责令西北大学停办。张风翙在两次上书复函遭拒后，排除万难，顶住北洋政府压力，和钱鸿钧等西北有识之士坚持继续筹办西北大学。当时学校文科学长崔云松说：  “吾陕西北大学，筹备之艰苦，经营之惨淡，当局者煞费心血，始得聿观厥成……有非言语可以形容者。”初创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学校于1913年3月至7月筹备成立了出版部，设在学校东侧，计有印刷机2台，石印、铅印机各一部；出版部除印刷讲义、学生文稿外，主要任务是印刷书刊，其中就有西北大学校刊《学丛>。

       《学丛》是在西北大学创设一年之后的191 3年7月1日开始创刊的，又名《西北大学学丛》。《学丛》是辛亥革命后我国高等学校创办最早的报刊之一，也是民国时期陕西高等学校创办的第一份报刊。该刊每月发刊一次，特殊情况时也可随时增减。

        对于《学丛》的命名含义，当时关中知名人士刘芬为创刊号所撰的序言中为刊名做了阐释：“课余之暇，或本心得而抒伟论，或因雄辩而发危言，笔而录之，采而辑之，名日《学丛》。”

      《学丛》创刊号中，陕西都督、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张凤翙题词：“障百川而东之，挽狂南（澜）于既倒”，首任校长钱鸿钧题词：“中原板荡起纷争，手挽狂澜不用兵，沧海横流谁砥柱，文章经世岛诸生”。

      《学丛》创办的目的，在序言中说得很明确：“民国新造，干济需才……求实用，祛清谈，化党见，谋公益……绵文武之遗泽，宏汉京之雅化”，其中对《学丛》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文风，以及承担起复兴汉唐文化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创刊号发表有学生杨季石等人的论文3 8篇，并载有17件西北大学大事。

        在创刊号中还发表了一些高质量颇有学术见地的论文，如政治科二年级学生陈忠秀的《内阁政治之得失》一文，即从分析日、德、英、美、法诸国的政治制度入手，论述内阁政治在我国实施的利弊，提出“国会中必有二大政党之对立”等观点。政科学生华俨、董彦儒、陈忠秀、陈宏滔等撰写的<社会主义能否适行于今日之中国》是我国较早进行社会主义学说研究的文章，在当时可谓具有很大的学术争鸣性。

     《 学丛》集学术性和新闻性于一体，体现出鲜明的办刊宗和内容特点。创刊号凡例中说，  《学丛》之创办重点在于“研究学术”，“所登文字注重学理，凡与学术无关者，概不刊入。”由此可见当时办刊人之态度严谨，同时也将此刊物的性质展示给读者。

       由于当时西北大学筹措办学资金困难，以至于《学丛》创刊后到第二期便陷入了经费资金不足的窘境之中，因此第二期延至当年9月出版；  《学丛》共新闻知识( 2010. 03)·陕西高校校报史·发行4期，现在发现存世者不过寥寥数本。后人只能从逻辑上推断《学丛》在1913年底或1914年初停刊。关于其停刊的原因，还得从军阀陆建章入陕、西北大学停办说起。

     陆建章早在满清时期就跟随袁世凯，是其亲信之一。1914年6月，袁世凯把陕西大都督、创办西北学的张风翙调往北京，封“扬威将军”，为其称帝上表造势。之后又派陆建章率兵入陕，取代了张的职位。陆建章主陕之后，于当年冬将西北大学校长钱鸿钧逮捕，并撤销三秦公学。1915年春开学时，西北大学仅有学生一百余人，教师不安心授课，学生无心学习，陆建章随即将西北大学撤销，改为陕西法政专门学校。在这两年中，由于政局的剧变，陕西高等教育发展受到很大影响，西北大学经营萧条，  《学丛》很可能在张凤翙调离前后就己停刊。

      虽然《学丛》仅发行4期，存在不到两年时问，但是其存在意义之大，极为后人重视。西北大学建校之前国内有10所大学，连同西北大学在内，1912年以前建校并成为大学的共有11所。而这其中连同西北大学在内办有报刊的仅有5所，  《学丛》就成为我国综合性大学中创办最早的报刊之一。它同时也是目前所知我国地方政府（省立）所办大学创刊最早的一份集学术性和新闻性于一体的刊物。

      1915年西北大学撤销改组后，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成为陕西唯一的高等学府，规模较小，综合实力相对较弱，因此在其办学期问，学校并没有正式的报刊出版。直至1923年前后，在陕西又提出了复建西北大学的问题。这时的陕西政局是，军阀刘镇华于1918年春入陕任陕西省省长，在军阀混战中，刘颇有心计，左右逢源，藉以扩大个人势力，于1922年4月，代冯玉祥督军职务，拥重兵称霸西北，号称“西北王”；刘镇华主政陕西期问，对陕西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剥削，民怨四起。1923年，刘镇华出于个人利益需要，提出重新筹办西北大学，后经北洋军阀政府获准立案。此后学校复建发展，直至“西安围城”事件后再度停办改组。

      1924年，国立西北大学在西安再次建校，学校出版部恢复，出版部“办理本校周刊、讲义等事”。出版部设主任1人，另有事务员、书记若干。主任兼任周刊或特刊总编辑。以后，又成立出版委员会，陈定谟、罗常培教授曾任主任委员，委员有王佐臣（翰）、晁阴昌（松亭）等。在这期问，出版部陆续出版了《西北，大学周刊》、《学生会半月刊》、《国立西北大学一周年纪念特刊》（1924年）、《国立西北大学校二周年特刊》(1925年)和《国立西北大学、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第一辑、第二辑）等。

     《西北大学周刊》是“教职员及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表意见之枢纽，并公布本校行政及对外来往公牍等件”。1924年10月的周刊载有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陈钟凡教授《陕西纪游》-文，记述与鲁迅等在西北大学讲学的经历。该刊现已佚失，仅见单演义教授《鲁迅在西安》-书中引用过其中的有关报道。

      《学生半月刊》，约创刊于1925年，由学生组织，为学生研究学术、发表意见之总枢，实物今已不存，仅见《国立西北大学二周年特刊》中有报道。

      《国立西北大学一周年纪念特刊》（1924年）、《国立西北大学校二周年特刊》（1925年）和《国立西北大学、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第1辑、第2辑）等都是西北大学复校后出版的纪念刊物，

      在这些纪念性质的校刊中，“一、二周年纪念特刊”栏目包括纪念述略、学制、各科学生状况、设备、集会一览、行政资组织一览、学艺团体概况、校友题名等八部分。其中有本校现任教职员一览表、本校去职教员一览表、本校学生籍贯、年龄统计表、校友题名、学术团体报道以及图书馆新进图书等。尤其是关于哲学研究会成立宣言的报道．直言“恶劣而黑暗的社会”、“阴沉而烦闷的空气”，并且要“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正确而清切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这在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无疑是属于狂悖之言，同时恰恰表现了校刊编辑者的极大勇气和革命精神。

       1925年3月29日出版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第二辑还载有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此文与先生之前的专著《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理论、例证略有不同，与该书互为补充，丰富了原著中的某些说法，同时阐述得更为深入，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

       另外，在本刊中还刊载了夏元琛先生的《物理学最近之进步》-文，夏元琛(1885-1945)时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曾在1919年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与王光祈、魏嗣銮、束星北等先后听爱因斯坦讲课，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师承于爱因斯坦和最早向中国传播相对论的学者之一。因此，其《物理学最近之进步》，也是最早系统地向我国西北地区传播相对论的论文。

       1925年3月，刘镇华被国民军胡景翼赶出陕西，逃往山西太原。期间西北大学校长更换为李仪祉。孰知1926年4月，刘镇华卷土重来，以}+个师兵围西安城，制造了“西安围城事件”，在这期问，西大被迫停办，围城事件之后，学校又进行改组，改组后的名字为“西安中山学院”，后为“西安中山大学”。

      西安中山大学成立后，为促进西北文明、发扬固有文化以唤醒西北民众思想旗舰，出版了校报<西安中山大学日刊》，此报的发行直至1931年1月，西安中山大学改为陕西省立高级中学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