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职业教育社与职业教育
辛亥革命网 2010-11-10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程牧原 查看：
中国的近代工业发端于洋务运动时期，在“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等信念的驱使下，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和工厂的包围之中，一直艰难地发展着。而中国职业教育的产生，就与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当时的学校仍以培养学生升学为主，即使是实业学校，也不重视社会实践，“不过加读农、商业教科书数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大量缺乏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不得不高薪聘请洋人。与此同时，教育界的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教育模式脱离社会生活的弊端，纷纷将西方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介绍到国内。于是，能为企业培养专业人才的职业学校教育便呼之欲出了。
1913年，黄炎培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要求儿童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都能“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在实业界、教育界、政界都引起强烈共鸣。1916年，在黄炎培的主持下，江苏省教育会成立职业教育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组建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1917年4月，伍廷芳、梁启超、张謇、范源濂、蔡元培、黄炎培等人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发起》，宣布组织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同年5月6日，在江苏省教育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同年7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宣言书》，宣布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式成立。入社条件并不苛刻，“凡是办理职业教育者、有志研究职业教育者和热心提倡职业教育者，经二人以上介绍，可成社员”。从此以后，中国的职业教育就与这个社团紧紧相连。
图1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主要发起人黄炎培
近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学徒制，也不同于晚清时期主要限于农、工、商三科的实业教育，它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它是以大机器工业生产为背景的；其次，它不仅是为了政府和社会的需要，而是以使个人将来具备从事某种职业的技能为第一目的，与实业教育相比范围广而程度浅；最后，它具有近代新式教育的特点，以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为教学内容，以新式学校为培养职业人才的场所。职教社成立之初，职业教育作为当时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免不了受人非议。有人称其为“啖饭教育”、“作孽教育”，甚至连职教社的发起人之一蒋梦麟也认为职业教育是教人混饭碗。对此，黄炎培提出了职业教育的三个宗旨：“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在此宗旨的基础上，职教社从宣传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职业教育问题、探索职业教育理论、开展职业教育实践这四个方面积极开展工作。
为了争取国人对职业教育的理解和支持，职教社成员通过讲演、举办展览、发行出版物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面对职业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则采用“专家会议”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从1926年起每年举行一次（除1932年因淞沪抗战没能举行），抗日战争爆发后终止，1948年又举行了一次。职教社最重要的成绩还是在实践方面：它在近代先后创办了7所职业学校，其中中华职业学校创办最早（1918年），也最具代表性。该校初级班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三年；高级班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也是三年，但本校初级班毕业生只需再读两年。课程分为职业专门学科（直接课程）、职业基本学科（间接课程）、普通学科三类，在毕业之前，学生要轮流到各个工场实习，实习教材由工场导师、导工编写。职教社还创立了另一种职业教育模式——职业补习教育。职业补习学校的教育对象不是普通学生，而是在业人员，如工厂职工、商店学徒等，有夜校、晨校等形式。1933年，职教社把职工补习晨校、职业专修夜校、通问学塾和附属的业余图书馆合并，成立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随后又创办了第二、第三、第四等多所。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对补习教育的需求急剧增加，职教社便提出“在各地展开补习教育网，用以发动民众，训练国家生产分子”，将职业补习教育推向了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职教社很早就注意到了职业指导的重要作用，于1919年召开的第二届年会上决定成立职业指导部。1927年，职教社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职业指导机构——上海职业指导所，为广大青年免费提供职业咨询、职业介绍、升学指导等服务。1929年，职教社还成立了海外职业指导部，推荐人才去南洋工作。
图2 中华职业学校，位于上海南市陆家浜附近
通过职教社的努力，中国近代的职业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被非议到被推崇、从小规模到大范围的过程。然而，即使在今天的中国，轻视职业教育的思想依然存在，学历歧视的现象依然严重。由此可见，在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道路上，还有很多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
（本稿件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