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与曾业英先生再商榷(3)

　　第四，如上所证，既然曾又文用以“对比研究”的“另一封信”写于阳历1908年的3月底，那么，按照曾又文的逻辑，“依此推算”，唐璆这封含有“欲以热血感热血，爱力吸爱力”内容的“前函”，也就应写于1908年3月底之前的3月21日，绝不可能为其所“判断”的1908年1月21日！

　　既然曾又文将“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中旬”误读成“1908年2月中旬”，其相关结论，除了再一次成为其“特别值得一提”的严重失误和其阴阳不分的“关键性直接证据”之外，毫无任何学术价值和意义。

　　七、“此蔡锷”并非“彼蔡锷”

　　为了证明“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曾又文还提出一个“旁证”。不妨将其抄录如下：

　　击椎生曾两次在自己发表于《云南》杂志的诗作中披露其家庭境况。一为1907年7月20日，他在文不对题的《回国有感》诗中说:“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一为是年8月28日，他在《感时》“其二”诗中又说:“故园今夕月明夜，庭院梅花寄远诗。”……不仅邓江祁说过，而且蔡锷研究者也有一个公认的事实，即蔡锷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一家人的生活“相当困难”。蔡锷出生于如此贫寒的家庭，怎么可能不但“有亭深竹里”，还有种满“梅花”的“庭院”呢?

　　不错，正如曾又文所说，蔡锷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一家人的生活‘相当困难’”。但是，那些都是蔡锷出生时的老皇历啦！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蔡锷在击椎生写《回国有感》《感时》的1907年之时，早已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全国各省督抚竞相招引的“香馍馍”、主管广西省新军编练工作的高级干部啦！而且还早已娶上当地大地主刘辉阁的侄女刘侠贞为妻啦！对此，蔡锷的妻侄刘再生是这样说的：

　　我祖父见松坡年到7岁尚未就学，主动向（其父）正陵提出，松坡来我家读书，学费、书籍、食宿，概归我家供应。读过一年之后，松坡聪明活泼，博得我祖父祖母和全家人喜爱，遂成为刘家快婿。

　　由上可证，曾又文在这个“旁证”中又将“彼蔡锷”的年代误读成为“此蔡锷”的年代，从而导致时空和逻辑错误。试问，一个主管时为朝廷上下高度重视的广西省新军编练工作的高级干部，又是当地大地主家的乘龙快婿，此时“有种满‘梅花’的‘庭院’”奇怪吗？

　　八、“西蜀”并非广西

　　为了证明击椎生和唐璆的经历“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曾文曾极力证明唐璆“学过军事，从过军，戍过边。”对此，笔者经过认真查考后尝论：曾文所谓唐璆“从过军，戍过边”的经历，完全是其为了证明唐璆的经历与击椎生的经历“存在高度的一致性”而造做的假经历。

　　对于笔者以上批驳，曾又文不服，并辩称：“我的看法是有事实可证的。”那么，其所谓可证的“事实”又是什么呢？原来，是唐璆的“门生萧香荄”为乃师《鍊心学果》一书所撰写的《序》。曾又文还指称，此序“更是对其师1921年前的经历作了全面概述：‘先生气钟河岳，质秉桢干，抱爱国之热情，具救民之宏愿，幼岁抒怀，已具安边之志，中年访道，翻成经世之才。三年东海，两渡南洋，佐军戎于西蜀，参大义于南滇，硕画迈伦，宏猷卓著。’”并特意指出：萧香荄所说唐璆“‘佐军戎于西蜀’，当指参赞军事于广西，之所以没实指广西，是为了修辞上对偶下一句的‘参大义于南滇’的需要”。

　　笔者认为，曾又文此言差矣！众所周知，“西蜀”自古以来就指四川，从未有过指“广西”之说。而两粤中的广西自古称“西粤”，广东称“南粤”（毛泽东有“战士指看南粤”之诗句）。康熙十五年(1676)九月，朝廷要招抚广西提督马雄，给其的谕旨中就说：“尔世受国恩，劳绩素著，镇守西粤，绥厥严疆。”所以，曾又文将“西蜀”解读为“广西”，无疑是对“西蜀”的严重误读。至于曾又文所说将“西蜀”解读为“广西”“是为了修辞上对偶下一句的‘参大义于南滇’的需要”的理由，就更属无稽之谈了。“西蜀”在修辞上能对偶“南滇”，难道“西粤”在修辞上就不对偶“南滇”吗？这样一来，曾又文的相关结论还能站得住脚吗？

　　九、蔡锷并非不用“吾人”

　　笔者尝论，曾文在论证击椎生“八九不离十”就是唐璆的过程中不仅存在大量的错误，而且还有大量的漏洞，其中重大漏洞之一就是：其所证的击椎生只是“1907－1908年之间在日本出版的《云南》等报刊上发表诗文”的“彼击椎生”，但并未包括1913年7月在昆明出版的《南针》杂志上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以下简称《读王》）一文，主张民国宪法应坚持主权在国、扩大总统权力的“此击椎生”。

　　在笔者的温馨提醒下，曾又文不得不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大篇幅的补证，并声称1913年击椎生《读王》一文中有“斯实吾人之所馨香顶祝，歌功颂德于靡穷者也。……吾人亦甚表同情”之语，而“对于自称，蔡锷极少称‘吾人’，多称‘我辈’‘吾侪’‘鄙人’或者‘锷’，等等”，因此，“此击椎生”不是蔡锷，而与“彼击椎生”一样，都是唐璆。

　　然而，据笔者查考，曾又文以上论点，又是对蔡锷文章的误读。不争的史实是，蔡锷文章中不仅“多称‘我辈’‘吾侪’‘鄙人’或者‘锷’”，还常称“吾人”。例如：1915年，在《军事计划》中，蔡锷说：“吾人读普国名相斯得因之言，而怦然心动也”。“故谓欧人之制器，非吾人所可敌者，非也。”1916年4月5日，蔡锷致黎、徐、段三人电中说：“于袁氏一方面，以为如此办法足以表其决心，吾人亦非不佩其为有识力之行动。” 在另一电中说：“吾人若绝对的主张倒袁，则惟对外宣言非推翻袁氏不能罢兵可矣。……吾人能再鏖三个月，则无事不了矣。”甚至在同一篇文章里，蔡锷还“吾辈”“吾侪”“吾人”交替并用。例如，在其《曾胡治兵语录》中，蔡锷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若吾辈军人将校，则以跻高位享厚禄安福尊荣为志，目兵则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曾、胡两公，必痛哭于九原矣。” “欲图挽回补救，其权操之自上，非吾侪所得与闻。惟吾人职居将校，在一小部分内，于用人一端，亦非绝无几希之权力。”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倘若比较唐璆、蔡锷、击椎生的语言表达习惯和遣词用字，恰恰准确无误地证明击椎生绝不可能是唐璆，只能是蔡锷。

　　唐璆在文章中自称时，不用“吾”，习惯用“予”，例如：唐璆在《云南》杂志第五号上发表的《救云南以救中国》中说：“贵省敝省之客气话头，予实不愿出诸口。”又如，唐璆在《滇蜀铁路改道滇邕议》中说：“急宜改道兴工，无可疑者，予非谓滇蜀之路不宜修也，实因时因地，滇邕之路可当先耳。”再如，1909年6月，唐璆在《述云南情状敬告华侨》一文中更是自始至终用“予”自称：“予自春二月，由四川至云南……今就予所见者言之。……予亲至炼运京铜局调查，……予尝谓，外人之于云南，修路其原因也，开矿其结果也。……予愿顶礼而崇拜之，介绍而奉迎之。予知云南之官吏，必能与以特别之权利。”

　　而击椎生与蔡锷一样，自称时则习惯用“吾”，从不用“予”。例如：击椎生1907年在《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中说：“吾辈秉笔以评时事，须先具无党无偏之心，而后可为探本寻源之论。”又在《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中说：“吾恐路未成而巳属他人物矣。……吾惟有抚膺切齿，大声急呼，以告我政府。”“嗟乎！吾言至此吾心悲，吾言至此吾心痛。” “吾人唱此论者，非空言以塞责，为时势之所追而成。然而天下最险最难之事业，正为吾人之负担。”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云南》杂志第五号上，唐璆发表《救云南以救中国》，击椎生发表《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的“第三章云南之矿产”部分，但前文中自称一律用“予”，而后文中自称则一律用“吾”。同一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刊物，就同一类问题发表的文章里，绝对不会甲文自称“予”，而乙文自称“吾”。对于以上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唐璆与击椎生绝非同一人！

　　十、“此击椎生”亦并非唐璆

　　如前所述，1913年7月，“此击椎生”在《南针》杂志上发表的《读王》一文，其中心思想是，在制宪问题上主张主权在国、扩大总统权力。笔者尝论，“此击椎生”的上述观点就是蔡锷在民国初年的一贯主张。并指出曾文未能论证“彼击椎生”在上述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与“此击椎生”是否“高度一致”，因此，是为其重大遗漏。

　　对此，曾又文不得不承认“迄今未能发现唐璆这时有何函电、文章以及专讲宪法问题的著述”。在这种“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曾又文又“霸蛮”地“从唐璆1921年所著并留存至今的《鍊心学果》一书……找到若干这方面的证据”。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曾又文拿唐璆1921年之论著来论证其1913年的观点和思想，无异于缘木求鱼，本身就极不严谨。这里不妨将曾又文的相关“论述”摘抄如下：

　　唐璆《鍊心学果》一书也有言:“今我国以共和之名，而变成唐末藩镇之局。借自治之名，而图割据之私，总统等于虚设，强藩跋扈无伦。”又说:“诋陆王为异端，骂康梁为禽兽。目光如豆，口若狂吠。所主张者仍属拳匪排外之主义。”所谓“总统等于虚设”，不就是主张“扩大总统权力”的另一种说法吗? 不就是“此击椎生”1913年7月15 日发表在云南《南针》杂志上《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主旨吗? 所谓“所主张者仍属拳匪排外之主义”，不就是反对“排外之主义”的又一种表述吗? 不就是“此击椎生”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中主张的国家“主权之所在”应完全“采葡萄牙宪法之规定”，“不应属于人民”吗? ……

　　笔者认为，曾又文上述“证据”和“论证”是对唐璆《鍊心学果》相关论述的严重误读和曲解。据笔者查考，曾又文上述两个“证据”均来自唐璆1921年编写的《鍊心学果》一书《温故知新以尽变通》一节。为了说明问题，下面笔者不妨将相关内容的原文摘录如下（其中黑体字部分为曾又文所摘取）：

　　 今我国以共和之名，而变成唐末藩镇之局。借自治之名，而图割据之私，总统等于虚设，强藩跋扈无伦。将骄兵惰，民穷财尽，危急存亡，千钧一发。……慨自小人之儒，拘一孔之见；假周程朱张之名，为子莫执中之实。托孟子辟杨墨，韩愈排佛老，诋陆王为异端，骂康梁为禽。目光如豆，口若狂吠。所主张者，仍属拳匪排外之主义。此前清之所以亡也。

　　显而易见，曾又文所引的前一句，唐璆讲的是1920年代初的各省“自治”的情形，而所引的后一句，唐璆讲的则是导致清朝垮台的重要原因，均与1913年制宪问题上的国权主义、扩大总统权力等没有半毛关系。而其所谓“论证”则全是建立在对唐璆原文误读基础上的断章取义和牵强附会，与“此击椎生”在《读王》中所表达的主权在国、扩大总统权力等制宪主张，简直就是风牛马不相及。

　　由上可证，曾又文建立在一系列对史料误读的基础之上的“论述”和“结论”都是不能成立的。铁的事实证明，击椎生绝非唐璆，确是蔡锷。

　　（原载《特立研究》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