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与曾业英先生再商榷

　　201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在《历史研究》第3期上发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以下简称“曾文”）一文，否定笔者在2012年《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兼与殷英同志商榷》一文中提出的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的观点，并通过一系列“论证”，认为1907—1908 年在《云南》杂志发表诗文的击椎生不是当时远在国内广西的蔡锷，“八九不离十”是当时在日本倡议创设筹滇协会的唐璆。笔者认真研读曾文后，即在《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与曾业英先生商榷》一文指出，曾文的一系列“论证”存在多达20余处的严重失误和大量漏洞，其所有结论全部不符合历史事实，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2018年7月，曾业英又在《河北学刊》第4期上发表《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以下简称“曾又文”）一文，根据笔者的指正和批评，对曾文的若干严重失误和重大漏洞进行辩解和补证，但仍声称击椎生是唐璆。笔者认真研读曾又文后发现，其所作的辩解和补证，大都是建立在对史料严重误读的基础之上，因此，其所有的结论也全部不能成立。限于篇幅，本文仅从曾又文大量的错误中选取十个严重误读的问题进行论述，以与曾业英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尝论”并非“试论”

　　关于击椎生是蔡锷的自号，云南护国军机关报《义声报》记者南舟在1916年8 月11 日“时评”《蔡总司令功成不居》一文的第一句中就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记者尝论，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但曾文却说：“所谓蔡锷‘青年即自号击椎生’不过是‘崇拜英雄’的记者南舟看到蔡锷的讨袁壮举和功成不居的‘风概’恰似张良后的一种推测，并不能证明‘击椎生’是蔡锷自取的‘号’。”（本文下引此文，均不另加注）曾又文又说：“记者南舟所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仅仅是他基于蔡锷在反袁护国战争中的表现的一种联想。”并指称：“南舟所说的‘尝论’，显然是‘试论’的意思。将其前后两个半句联成一句完整的话，南舟的意思的确‘清楚明白’，说的是他要尝试论述一下蔡锷应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像古代的张良一样。” （本文下引此文，均不另加注）由此可见，曾文和曾又文之所以不承认南舟所说击椎生是蔡锷自号的史实，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南舟只是在“尝论”也即“试论”，因此其所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既是“一种推测”，也是“一种联想”，都不能当真。

　　曾又文将南舟所说的“尝论”解读成“试论”，能站住脚吗？当然不能。

　　首先，从字意上看，众所周知，作为副词，“尝”字的古意为“曾经”。《说文•旨部》云：尝，口味之也。《广韵》云：尝，曾也。《说文•段注》云：《说文》本义之引伸，凡经过者为尝，未经过者为未尝。如，《论语•卫灵公》有云：“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柳宗元《游黄溪记》有谓：“莽尝曰:‘余，黄、虞之后也。’”范仲淹《岳阳楼记》有谓：“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由上引各句可见，“尝”在文中均为“曾经”之意，并未有过“试”之意。

　　再者，从史实上看，南舟在1916年8 月11日发表“时评”《蔡总司令功成不居》之前的确曾经说过蔡锷自号击椎生之事。据笔者查考，在1916 年3月4日，南舟在《义声报》发表《书护国第一军蔡总司令〈告滇中父老文〉后》一文，其首句即云：“蔡公松波少年日自号击椎生，曾著论载诸《清议报》者也。”还值得指出的是，该文以“社说”形式发表，显然是代表蔡锷曾为之题词的《义声报》的观点。这说明，击椎生是蔡锷别号（笔名）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以上铁的事实证明，南舟所谓“尝论”，绝对不是曾又文所谓“试论”的意思，确系“曾经说过”的意思。这样，曾又文所谓“南舟所说的‘尝论’，显然是‘试论’的意思”，纯属对“尝论”的误读和对南舟本意的歪曲，其相关结论当然不能成立。

　　二、李文汉编《蔡公松坡年谱》并非全面可信

　　为了否定击椎生是蔡锷别号的史实，曾又文还指称：“1940 年代，李文汉就否定过惠我春、郭燮熙（挽蔡锷联‘少年别号击椎生’）的说法”。其理由非常简单：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中“没有蔡锷有‘击椎生’这个别号或自号的记载，仅仅记其‘讳锷，原名艮寅，字松坡’”，并断言：“李文汉何以不在蔡锷年谱中记载他有‘击椎生’这么个别号或自号? 是他孤陋寡闻，未下功夫搜集史料，或没有看到史料中有惠我春、郭燮熙这幅挽蔡锷联?我敢说，肯定不是。”

　　笔者认为，曾又文以李文汉所《蔡公松坡年谱》中没有关于击椎生是蔡锷别号的记载，就断言李文汉否定了击椎生是蔡锷别号，显然过于草率和武断，明显是对史料的重大误读。

　　第一，从逻辑上讲，李文汉的《蔡公松坡年谱》中没有记载蔡锷有击椎生的别号，并不等于李文汉就否定了击椎生是蔡锷的别号。众所周知，没有说某件事和否定某件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之间绝对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混为一谈。据笔者查考，李文汉在《蔡公松坡年谱》中并未提及“劫火仙”是蔡锷的别号或笔名。按照曾又文的逻辑，这岂不就证明李文汉否定了劫火仙是蔡锷笔名？既然如此，曾业英为何公然在《蔡锷集》的前言中说：蔡锷“从梁启超的安排，先至《清议报》任编辑。他为该报新辟《瀛海纵谈》《译书附录》两个专栏，并亲任主笔，以劫火仙为笔名，先后发表了40余篇时评、政论文章，和长达6万余字的译著《支那现势论》”？！又为何公然将劫火仙发表的40余篇时评、政论文章和长达6万余字的译著《支那现势论》收入《蔡锷集》呢？！这岂不都是出尔反尔？！再如，曾业英于1984年所编《蔡松坡集》和2008年所编《蔡锷集》，先后征引书目多达112种，共收集蔡锷遗著1000余篇，而笔者正在编辑的五卷本《蔡锷全集》中收录曾业英编《蔡锷集》之外新发现的蔡锷佚文1000余篇（其中400余篇已收入《蔡锷集外集》于2015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对于这些蔡锷佚文，李文汉见过吗？说过吗？曾业英见过吗？说过吗？既然李文汉和曾业英都没见过，更没说过，能以此得出李文汉和曾业英否定过这些新发现的蔡锷佚文的结论吗？

　　第二，从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上讲，曾又文简单地以李文汉所编《蔡公松坡年谱》为根据来断定事物的是非曲直，本身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更不是科学的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这种错误的、不科学的研究思维和方法还导致“曾又文”自相矛盾，难圆自说。例如，曾又文说：李文汉“花了‘十数年’的功夫”编的《蔡邵阳全集》第四卷的细目中“所列的‘诗’只有‘二首’”，既然如此，曾业英编《蔡锷集》中所收的蔡诗为何却有十数首？再者，《蔡邵阳全集》第四卷诗文杂著的细目中有《军国民篇》吗？有《〈东西洋教育史〉总论》吗？有《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吗？不可辩驳的事实是，统统没有！既然都没有，按照曾又文的逻辑，这些蔡锷遗著都被李文汉否定了，都不能将其列入蔡锷文集。这样一来，曾业英所编《蔡锷集》中有这些文章岂不要统统删除？！

　　第三，从相关的史料看，与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同年面世的，还有由蔡锷的生前好友和老乡石陶钧、岳森等人编纂出版的《蔡松坡先生遗集》共12卷，是为民国时期搜集蔡锷遗著最多、最全面、最权威的蔡锷遗作结集，也是后来众多学者（包括曾业英）编纂蔡锷文集的重要来源，以及研究蔡锷生平事迹的重要史料。《蔡松坡先生遗集》所附《蔡松坡先生年谱》中对蔡锷的笔名就有清清楚楚的记载：蔡锷“署名奋翮生，一署击椎生”。既然同为史料，且后者比前者规模更大、影响更广、史料更丰富，曾又文又为何视而不见，取前者而舍后者呢？！

　　由上可证，曾又文以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中“没有蔡锷有‘击椎生’这个别号或自号的记载”，就得出“1940 年代，李文汉就否定过惠我春、郭燮熙的说法”的结论和以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作为判断和取舍的唯一标准，不仅是对史料的重大误读，而且也是其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严重失误，因此其所有相关结论当然全部不能成立。

　　三、“景阅”并非“蔡阅”

　　曾又文不仅以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中没有蔡锷有“击椎生”这个别号或自号的记载，就得出李文汉否定击椎生是蔡锷别号或自号的结论，而且还抛出更为“重磅”的结论：“由蔡锷授意并亲自审阅过的《蔡松坡先生事略》（应为《蔡松波先生事略》，以下简称《事略》）一文，未以任何方式记述他还有8 万多字的诗文曾署名‘击椎生’，则可视为实际被蔡锷本人否定了。”

　　经查，曾又文所谓由赵式铭、郭燮熙、刘润畴执笔、“由蔡锷授意并亲自审阅过的”《事略》，确实“未以任何方式记述”蔡锷有击椎生这个别号或自号，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能得出其“蔡锷本人否定了”的结论。理由有二：

　　第一，早在2012年，笔者尝论，《事略》一文存在一系列明显的重大错误和重要遗漏。例如，从1900年到1911年之间，蔡锷10多年经历的时间节点全部不对，《支那现势论》的发表时间，蔡锷入成城学校和从成城学校毕业、与黄兴等人创办《游学译编》、考入陆军士官学校和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以及回国、入湘、入桂等重要时间节点统统弄错了，还缺蔡锷1908年（戊申）在南宁的情况。并说蔡锷“乙未十三岁应试入泮，随师樊山肄业长沙”，不仅事属乌有，而且连蔡锷老师樊锥的名字都写错了。因此，存在诸多重大错误和重要遗漏的《事略》，并不能用作考证蔡锷生平事迹的依据。

　　第二，史实不可辩驳地证明，曾又文所声称《事略》“由蔡锷授意并亲自审阅过”，纯属子虚乌有，纯系其臆造。笔者尝论，曾业英在其所编《蔡松坡集》和《蔡锷集》中收录的此文下所加注“原稿本封面上批有以下六字：‘蔡阅，交刘编修。’”存在四个方面的重大失误，而原稿本封面上的六字其实是：“交刘编修，景阅。”但曾业英不仅将批文的文字顺序弄错了，还将“景（即张景中）阅”误读成“蔡阅”，并进一步发挥说《事略》“由蔡锷授意并亲自审阅过”，从而30多年来对蔡锷研究和广大读者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

　　由上可证，由于曾又文将“景阅”误读为“蔡阅”，是为重大失误，故其相关结论全部不能成立。

　　四、“惠我春与南舟”并非“就是一个人”

　　对于惠我春和郭燮熙所说击椎生是蔡锷的“别号”的史实和笔者论证的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结论，曾文以“别号与笔名是涵义不同的两码事”为由予以否认，并说：“惠、郭挽蔡锷联中的击椎生明明说的是‘别号’，而邓江祁将它与清末民初报刊上作为‘笔名’的击椎生等同起来，其实是不妥的。”

　　对此，笔者尝论：“‘笔名’只是现代汉语中的词汇，在古代汉语中并无‘笔名’一说，而以‘别号’‘自号’或‘别署’‘自署’之类的词语称之。”并以此论证了惠我春、郭燮熙合写挽联中所称“少年别号击椎生”，也即击椎生就是蔡锷年青时笔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