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十要》述论——纪念谭人凤诞辰160周年暨逝世100周年(4)

辛亥革命网 2021-05-08 11:25 来源: 作者:邓江祁 查看:

谭人凤的《十要》是谭人凤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关键时刻,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辛亥革命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谭人凤《十要》的第十首名曰:“要保存国粹”,全诗如下:

  中国原来向大同,唐虞政体冠西东。学科程度兼师外,法治精神务守中。

  两地参天光化日,型仁讲让愧欧风。待看国粹昌明后,应统全球作主翁。[8]

  诗中,谭人凤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选贤与能”的唐虞政体以及守中持平、恪守仁义、讲求礼让,都是中华儿女自古以来的理想追求,也是中华民族优于东西诸邦之所在,因而是中国的国粹。因此,他强调,今后在自然科学方面要向外国学习,但在法治和精神建设方面则应当注意保存和发扬“国粹”,以助力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奋起。

  由上可知,谭人凤的《十要》涉及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内政外交诸方面,是谭人凤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紧要关头,向中国人民和革命事业交出的一份较为完整的历史答卷。

  三、闪亮的价值

  谭人凤的《十要》虽然只有560字,却是其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在深刻反思和总结历次起义失败教训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宣言,对今后革命的方向、策略、方法、前途以及革命成功以后的重大建设问题鲜明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方略,集中反映了谭人凤勇于任事的担当精神、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广博深厚的爱国思想。

  一、勇于任事的担当精神。黄花岗起义惨烈失败后,革命党人为失败的情绪笼罩。起义的主帅黄兴对谭人凤表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1]351 尽管谭人凤“苦心劝之”,黄兴“卒不听。后且竟不面”[1]351。其他起义负责人“一以气郁身死(赵声)”,“一则宴处深居(胡汉民),不能谋一面”,在港革命党人“于是群鸟兽散”[1]10。而东京同盟会总部也因总理孙中山长期淹留海外,处于涣散状态,无人领导状态。在这种“革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谭人凤感到“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1]10,毅然挺身而出,与宋教仁、陈其美等决定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重举革命大旗,再创革命新局,并且在《十要》中提出今后革命的方向、策略、方法,充分反映了谭人凤勇于任事、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正是谭人凤的这种勇于任事的担当精神,使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革命事业有了领导核心,即同盟会中部总会,为后来成功发动武昌首义、推翻清政府、结束封建帝制以及创建中华民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谭人凤勇于任事的担当精神,来源于其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自从加入同盟会之后,谭人凤就牢固树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的理想信念。正是在这种理想信念的支撑下,谭人凤无役不与,屡仆屡起,愈挫愈勇。他在《十要》中表达的继续革命的坚强决心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也是其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的反映。后来在《宣言》中,谭人凤开宗明义地指出:“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也。”[1]10所有这些充分表明,谭人凤忠于同盟会十六字会纲的理想和信念并没有丝毫的变化,变化的只是为确保理想信念实现的战略转移。

  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欲实现远大的理想,必须要有正确的途径;欲有正确的途径,必先有正确的思想路线。谭人凤在《十要》中提出长江革命战略思想,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凭空想象。从1904年参加华兴会策划的长沙起义开始,谭人凤就在湖南从事革命工作,加入同盟会后,又曾从日本经上海、武汉等地回湖南策应萍浏醴起义,与两湖革命党人交往较深,对于长江中下游的革命基础、革命力量、斗争方式、发展潜力等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因而对于开展长江流域的革命工作,也早有想法和打算。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在东同志概灰心,党事已无人过问”。谭人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恰好6月中旬,孙中山潜回东京,与黄兴、赵声商讨下一步行动方案。谭人凤见到孙中山后,要求其改良党务,孙中山表示赞同。但此后不久,孙中山的行踪被日本政府发现,不得不离开香港转赴南洋。为了适应革命形势,谭人凤只得与赵声、宋教仁等人商议改良同盟会,并提议以长江中下游作为起义地点,得到赵声“极端赞成”[1]341的表示和支持。于是,谭人凤与宋教仁便召集张懋隆、林文、李肇甫、陈勤宣、周瑟铿、邹永成、刘承烈、张斗枢等人在宋教仁寓所开会,研究改良同盟会问题。会上,宋教仁提出上、中、下三策:“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请大众决定以哪一策为妥。”大众公议后认为:“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以取中策为好。”[10]53会议乃以同盟会初成立时本有东、西、南、北、中五部名义,而且南部同盟会已于1909年成立于香港,决定成立中部同盟会总会,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最后,谭人凤根据当时情况,提出了“以事权统一, 责任分担, 不限时期为原则”[11]31作为中部同盟会的进行方案。虽然谭人凤与宋教仁等人决定成立中部同盟会总会,开展长江革命,但由于“苦无款进行”,所以中部同盟会一直没有正式成立和运作。1911年2月,与黄兴、赵声等人在香港策划广州起义(即后来的黄花岗起义)时,谭人凤提出:“两湖居中原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虏廷;不得则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以有为,愿加以注意,俾收响应之效。”[1]4-5对此,黄兴和赵声甚为赞同,并拨款5000元,派谭人凤以香港统筹部特派员的身份去长江中下游谋划响应。谭人凤到上海后交给南京新军九镇革命党人派往上海设立机关从事联络活动的郑赞丞3000元,嘱其负责办理苏、浙、皖、赣的联络事宜;然后又到武汉,找居正、孙武等人商议,并交给居正600元、孙武200元,作为活动经费。接着,谭人凤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长沙,召集谢介轩、刘承烈等人密议,并留下700元作为湖南的活动经费。[12]136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又在汉口亲见焦达峰、杨晋康、孙武等两湖北革命党人热心毅力,仍欲乘湖南铁路风潮之机发起暴动,更加深切地认识到长江流域“大有可为”[1]355,从而决定从速成立中部同盟会总会,以发展和引领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由此可知,谭人凤在《十要》中提出的长江革命战略思想,是建立在其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深刻反思以前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之上,是其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经后来的革命实践检验证明,谭人凤在《十要》中提出的长江革命战略思想是十分正确的。

  四、广博深厚的爱国思想。谭人凤的《十要》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内政外交各个方面,不仅反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的时代要求,而且体现了他对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强烈自信和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认同,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可谓为革命的成功,为民国的建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闪耀着谭人凤拯救中国、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思想光芒。

  总之,谭人凤的《十要》是谭人凤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关键时刻,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推动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是辛亥革命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对于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史,对于深入研究谭人凤的民主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石芳勤编.谭人凤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2]石芳勤编.谭人凤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3]章太炎.前长江巡阅使谭君墓志铭[M]//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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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钦军请拿革党之赏格[N].申报,1908-06-10.

  [6]邓江祁.谭人凤与黄花岗起义——纪念黄花岗起义107周年[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2):27-33.

  [7]邓江祁.《谭人凤<十颂>述论》[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6):1-6.

  [8]谭人凤.劫后闻吟录[M].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藏.

  [9]广东省政协.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

  [10]杨鹏程,胡忆红编. 湖南辛亥革命史料(一)[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11]张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12]曾伯兴.乙戊集[M]. 上海:启智印务公司,1928.

  (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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