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十要》述论——纪念谭人凤诞辰160周年暨逝世100周年

　　谭人凤（1860—1920），原名有府，字符善, 号石屏,晚年自号雪髯、梅城（老）叟，人称谭胡子，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族民主革命家、战略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加入洪门，萌发反清革命思想，随后加入华兴会、同盟会，积极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和五四运动,为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创建中华民国、建立和巩固民主共和制度、推进中国民主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的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今年适值谭人凤诞辰160周年暨逝世100周年，特作此文，以志纪念。

　　一、失败的反思

　　1860年9月20日（清咸丰十年八月初六），谭人凤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新化县永靖团福田村（今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鸭田镇石鼓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谭家世代务农，力耕自食。谭人凤有兄弟六人，他最幼。自幼病喘的他，靠着其兄长们的帮助，得以入私塾读书。谭人凤虽然勤奋好学，成绩优秀，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未考中。1889年参加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失败后，谭人凤决意放弃科考，到村内义学当塾师。

　　谭人凤早年的生活环境较为封闭，与外界联系较少，因而对外界发生的变化知之甚少。但他爱读《船山遗书》，受到过传统民族气节的熏陶。1895年冬，谭人凤邂逅见多识广的邹代藩，并通过邹代藩对古今中外大事的谈论，“思想因之一变”[1]302。1896年，谭人凤在本村创办“福田小学”，仿照“泰西教法”进行教育改革。不久，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兴起，追求进步的谭人凤千方百计订购了《时务报》等维新变法的读物，如饥似渴地阅读梁启超等人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的文章，眼界愈广，“感触愈多”[1]302，逐步接受了康、梁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成为康、梁的信徒，并参加不缠足会，主张移风易俗，男要剪发，女不缠足。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被镇压后，谭人凤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认识和仇恨进一步加深，逐步形成了反清革命思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1903年，谭人凤来到新化县城文场内,创办了群治小学堂，希图通过办教育开启民智，培养反清革命人才。但不久，谭人凤认识到，办学“取道迂远，未能济急” [2]434，乃“改与会党耆帅游”[3]66，开始了联络洪门会党的工作。是年11月，谭人凤赴长沙与黄兴、宋教仁等筹建华兴会，次年又积极在宝庆策划响应华兴会发动的长沙起义。起义流产后，谭人凤又与刘纲领等人策划隆回起义。事败后，谭人凤于1906年11月远赴日本东京寻求革命志士，并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同盟会，结束了以往“抱一部落主义以自雄”[1]313的活动方式，坚定地踏上了民主革命的新的战斗征程。在同盟会中，由于“谭人凤年辈最长，孙中山、黄克强以次均一向对他尊称‘先生’而不名” [4]201。此后，谭人凤积极参加同盟会策划的反清武装起义，先后参与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几乎无役不与。虽然这些起义每次都是旋起旋灭，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但每次都是对清政府的沉重打击。清政府对此感到十分恐惧，对黄兴、谭人凤等策划起义的革命党人，恨之入骨，下令分别悬赏5000两、2000两，“购缉”“伪总司令官”黄兴、“伪总参谋”谭人凤等人 [5]，急欲除之而后快。而谭人凤不仅毫无畏惧，反而屡仆屡起、愈挫愈勇。

　　1911年2月，谭人凤又应孙中山、黄兴之召从日本赶到香港，参加筹划广州起义（后称黄花岗起义）工作，并奉统筹部部长黄兴之命，以特派员的身份先后赴长江中下游的上海、武汉、长沙等地，联络革命党人届时响应广州起义，历时两月，对于该地区革命势力的发展和壮大产生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谭人凤返抵香港后，参加起义的各路党人已先后汇集，但由于4月8日发生同盟会会员温生才独自行刺杀广州将军孚琦和为起义运送炸药的吴镜被捕事件，导致清吏下令广州全城戒严，四处搜捕革命党人，加之起义所用武器也未能按期运进广州，起义多次被迫推迟，最后定在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当天中午，谭人凤由港抵穗，得知起义人员不齐，各方准备不足的情况后，劝阻黄兴，但黄兴不听，执意于是日下午5时30分率领120多名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由于起事仓促，寡不敌众，起义终告失败，七十多位同盟会精英壮烈牺牲，黄兴也负伤撤回香港。

　　谭人凤脱险后，心身均受巨大的打击，于是“决志归家，不愿再问党事”[1]352。6月中旬，由上海返湘途经汉口，谭人凤适遇焦达峰、杨晋康、谢介僧、邹永成等湖南革命志士与孙武等湖北革命党人会商，欲乘湖南铁路风潮之机发起暴动，并力劝谭人凤振作精神，主持两湖地区的革命活动。[1]353谭人凤为焦达峰等人毫不气馁的革命精神而深为感动，顿时信心倍增。于是，谭人凤又重返上海，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在沪期间，谭人凤对同盟会发动的历次起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失败的原因除了当时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客观因素之外，革命党人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选点不佳。他认为，孙中山、黄兴等人策划起义“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统筹全局”[1]333。二是准备不周。他认为，镇南关起义失败原因固然在于“子弹缺乏”[1]326，而河口起义失败却是因为粮饷缺乏。三是用人不广。他认为，当时孙中山“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而不能广揽人才”[1]333。由此，谭人凤喟然长叹：“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糜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1]334

　　在对以往失败深刻反思的同时，谭人凤还对以后继续革命乃至革命成功后的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逐步认识到，“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1]342，今后要以“长江流域为主要” [1]355。主意一定，谭人凤立即联络陈其美、宋教仁等人在沪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开展长江流域的革命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重要著作《劫后闻吟录》。

　　《劫后闻吟录》由五十首七言律诗组成，并附说明和注释文字，分成《十哭》《十颂》《十詈》《十戒》《十要》五组，每组各律诗十首。同时，谭人凤就各组表达的主旨或主题也作出明确的界定：“狂风妒雨吹散国魂，伤心惨目地暗天昏作十哭；犁庭扫穴分队纵横，党人战绩烈烈轰轰作十颂；顾瞻世局火热水深，春秋大义秉笔诛心作十詈；药苦利病言逆利心，发奸摘伏借当良箴作十戒；革新事业靡易靡难，宏纲要领预备宜完作十要。”继又进一步归纳：“十哭十颂十詈言已往，十戒十要警将来。”[1]6因此，谭人凤的《劫后闻吟录》是其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面临重大转折之际对历史和未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产物，其中，《十要》是其收官之作，是谭人凤为告别失败的过去，展望成功的未来而作，可视为其当时组织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开展长江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因而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此前，笔者曾先后作《谭人凤与黄花岗起义》[6]和《谭人凤<十颂>述论》[7]二文，对《劫后闻吟录》中的《十哭》和《十颂》分别进行了介绍和论述。在本文中，笔者不揣浅陋，再对新发现的《十要》进行介绍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