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昆明重九起义的成功与武昌起义的不足(3)

　　清廷惊恐万状，不得已将已被撵回原籍的袁世凯重新起用，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授以军政大权。

　　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当即向湖北义军示以颜色。十月底，袁世凯下令冯国璋猛攻汉口。十一月二日，义军难以抵挡北洋军的进攻，汉口失陷。十一月二十七日，汉阳保卫战失败。北洋军占领汉阳，继而以猛烈炮火轰击武昌。武昌岌岌可危，失守在即。

　　正是由于军事上的节节失利，革命党人被迫与袁世凯议和，使之如愿以偿登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二、云南军政府与湖北军政府之比较

　　昆明重九起义胜利以后，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蔡锷、李根源、罗佩金、殷承瓛等人认为，起义成功，云南光复，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建立新的政权，担当起领导全省、革故鼎新的重任。

　　11月1日，起义官兵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所在地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又称“大汉云南军政府”），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随后传檄全省，通告全国。（重九起义前三天（10月27日），滇西同盟会领导人张文光在腾越（腾冲）发动武装起义获得成功，于次日建立革命政权，各界代表一致拥护张文光革命义举，公推张文光为滇西都督。“重九起义”之后的11月1日，赵又新、朱朝瑛领导、组织了“临安起义”，取得成功后又迅速进军蒙自、个旧，进而平定南防各属。不几日，全省纷纷易帜，归顺、服从云南军政府，至此，云南彻底结束了清朝252年的统治，全省光复。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中，云南全省很快全部为革命党人所掌握，堪称独一无二。

　　云南军都督府一成立，即向全省、全国发表声明，云南起义的宗旨是要“铲除专制政体，建立善良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为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军政府的政纲是：一、定国名曰：中华国。二、定国体为民主共和国体。三、定本军都督府印曰：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之印。四、军都督府内设参议院、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五、定国旗为赤旗，心用白色中字（后奉中央政府令改为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六、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七、建设次第，由军政时代进于约法时代，递进而为民主宪政时代。云南军政府还发布了《讨满洲檄》，檄文重申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同时还申明：“有渝此盟，四万万同胞共击之。”

　　如此鲜明地站在同盟会的立场上，宣布自己的施政方针，在全国极为罕见。这充分说明，“重九起义”是一次同盟会领导的革命，其贯彻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非常坚决、彻底，在当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云南军都督府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省一级政权机构，其组织是比较完备的，有权威的，其施政纲领也比较符合人心，社会秩序在当时是相当稳定的。蔡锷曾回忆说，在辛亥起义过程中，全省各地虽“历经血战”，然而“均为时甚暂，秩序立即恢复，内外无间。”“同袍率能和衷共济，士民翕然归向，用是乱麻棼丝，迎刃以解。”[10]因而，“时天下纷纷，或苦兵，或苦匪，或苦饷，而滇中宴然。”[11]在全国起义各省中，云南堪称表率。

　　云南军都督府成立以后，没有发生过大的乱子，更没有出现类似湖南、贵州那样的立宪党人政变事件。都督府内部机构的变化，官吏的更迭，也是通过正常的程序，或由议会决定，或由都督府和有关负责部门任命。应当肯定，在辛亥响应武昌起义后建立的各省新政权中，云南军政府是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在全省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为随后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云南军都督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进行了某些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蔡锷认为，一切政务，非统筹全局以定缓急轻重之序，非严立规章（否则）断难免始勤终怠之虞。

　　蔡锷设置了军都督府政务会议，订于每周星期三照例举行。自都督以及省内各机关人员，及省议会议员、参议处参议，皆举代表莅会筹议，讨论本省一切重大事宜。凡是讨论决定之事项，由都督下令各机关单位，限期办理。这样，除了少数决议事项因财政所限，未能实现以外，大都皆已遵办。自此，“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之习，廓除殆尽矣。”[12]

　　云南军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省内政务方面，大量更新人事。

　　都督府从都督到各部、司、局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是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士，同时撤换了一批贪污腐败的县知事和其他地方官吏，任用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了一批青年军官。蔡锷说，辛亥起义后，云南军都督府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更换重要各地方行政官”。至于地方行政，虽暂沿府、厅、州、县名称，然对府、县同城者，则裁县而由府兼摄县事，改腾越厅为县，为日后统一县治创造条件。对沿边土司地区采取渐进方针，以兴教育、修道路、务垦殖、试办警察、收揽法权入手，设南甸、干崖、陇川、盏达、猛卯、户撒、腊撒、上帕、知子罗、苍蒲同等十处行政委员以领其事，为改土设流打下基础。

　　（二）、在财政方面，整理财源，节约开支。

　　云南系边远山区省份，生产比较落后。在清代，云南岁入不过300余万两，而岁出约需600余万两。辛亥起义后，虽然秩序较好，省库财政幸未损失。但是，各省独立，协饷骤停，中央亦不能协济，加上援川、入黔、援藏，支出浩繁。为此，军都督府决心增开财源，节俭支出。首先，整顿厘税，剔除陋规，使厘税收入点滴归公。其次，开设富滇银行，并设分行于下关、昭通、个旧各处，基金充足，纸币流通亦有了保证，财政信用提高。再次，审查支出，设会计检查厅，凡预算决算皆财政司编制，而用款之当否则必经会计检察厅之检查。此外，还有裁撤浮冗机关，举办救国公债，遣散军队，以及节俭奉给等。这样，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每年政费可节省五十余万。”[13]“综计节流所入，不下百万，开源所入，约计当二百万之谱。”这样，滇省财政，“尽可自立，不必如李合肥（李经羲）之逢人乞贷，哓哓纠缠也。”[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