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昆明重九起义的成功与武昌起义的不足

　　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此后的十余年间，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先后在国内举行了十次规模不等的武装起义，均告失败。1911年上半年，同盟会中部总会将目标转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积极谋划在两湖（湖北、湖南）发动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几天之内，革命党人迅速占领武汉三镇，起义获得成功。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地革命党人深受鼓舞，纷纷行动起来，投入到推翻清朝、光复中华的滚滚洪流之中。

　　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发动会党和新军进攻长沙，巡抚余诚格逃遁，起义军推举焦、陈二人为正、副都督，建立湖南军政府。湖南起义后，不仅巩固了湖北的后方，而且派遣军队支援武汉抗击清军的斗争。同一天，陕西同盟会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陕西军政府在西安成立，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为都督，“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中。”[1]井勿幕率领起义军渡河攻入山西，从侧面威胁南下的清军，并切断了清政府和西北地区的联系。10月23日，驻江西九江的新军响应武昌起义，拥标统马毓宝宣布独立。第二天，起义军收复湖口和马当要塞，并成立九江军政分府。九江独立，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10月27日，滇西同盟会领导人张文光在腾越（腾冲）发动武装起义获得成功，于次日建立革命政权，各界代表一致拥护张文光革命义举，公推张文光为滇西都督。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组成山西军政府，由新军协统阎锡山任都督。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联合新军协统蔡锷等发动起义。次日，占领了昆明，组成云南军政府，推举蔡锷为都督。

　　根据以上史料可以得知，云南是全国第四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昆明是全国第六个响应武昌起义的城市，在当时都名列前茅。

　　笔者认为，昆明重九起义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在响应起义的独立各省中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和经验，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获得巨大成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文试图就重九起义和武昌起义进行比较，诚为一孔之见，欢迎批评、赐教。

　　一、起义的发动、组织工作及战斗结果之比较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紧邻越南、缅甸，法、英帝国主义长期觊觎云南，清朝政府卑躬屈膝，丧权辱国，云南人民感同身受，因而比较容易接受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孙中山先生也比较重视云南，多次对云南的革命运动做出重要指示。1908年4月，他特意派遣黄兴亲临云南发动河口起义。一度占领河口，由于敌众我寡，加之法国殖民主义者为虎作伥，协助清军镇压起义，最终归于失败。1908年8、9月间，革命党人杨振鸿在滇西发动永昌起义，因准备不足，力量单薄而未能成功。

　　云南史学界一致认为：“河口起义和永昌起义是同盟会在云南发动的两次武装暴动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云南民主革命日益高涨的标志，是辛亥云南光复的预演，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2]

　　昆明“重九起义”，从一开始就是在同盟会的领导下秘密进行的。1911年夏，罗佩金奉命赴上海采购军械，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总机关与（同盟会）云南老支部长吕志伊相会。吕向他传达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计划。根据孙中山、宋教仁部署，要在长江流域各省积极准备举事，起义地点定在武汉。当时正好湖北派人至沪，要求宋教仁、谭人凤亲到武汉主持起义。军情紧迫，如箭在弦。总会即命吕志伊回滇策划，以便届时响应。吕、罗商定起义大计后，遂分头各自行动。吕志伊人未到信先到，函告黄毓英、杜韩甫、何克夫、马幼伯诸同志，要求各同盟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执行总会决议，联合留日、留越回滇的同志及讲武堂、体育专校的学生会员，深入军队，发动会党，准备响应。罗佩金回滇后，即与讲武堂几个师生（皆为同盟会员）多次秘会，传达吕志伊及总会计划，商议起义事宜。参加会议的人前后有八个：吕志伊、罗佩金、赵又新、黄毓成、邓泰中、杨蓁、董鸿勋。会议地点大多在郊区归化寺、昙华寺、铁峰庵进行。会议的中心是设法控制军队，发动起义。大家商定了串联会员、联络会党、分化军官、储存弹药等一系列措施。

　　具体方案为：“一、先由讲武堂教员暗中施以革命教育于各堂各班学员（生）；二、及时遣讲武堂甲、乙班学员（甲班学员系陆军军官，乙班学员系巡防官弁）、特别班学员（特别班学员系由丙班中学生选拔者），分别入十九镇及巡防见习或充官弁，借以运动陆军巡防官弁；三、派遣丙班学生分科到十九镇入伍三个月，借以联络运动全镇官兵。”[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云南，云南同盟会的中坚人物李根源、罗佩金、黄毓英等便立即行动起来，会同军队中的革命党人、新军第十九镇中上级军官殷承瓛、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唐继尧、刘存厚等人开始缜密周详、有条不紊地组织发动工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举起义旗，响应武昌起义。

　　为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革命党人认真谋划，先后召开五次秘密会议，讨论和部署起义行动。

　　1911年10月16日（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7时至11时，云南同盟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承瓛、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人在昆明萧家巷刘存厚住所，召开了准备起义的第一次秘密会议。会上讨论并决定事项：“一、刘存厚报告四川争路之近情，可为革命之机会。二、研究革命之进行法。三、联络革命必要之人材。四、同举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如左：甲、本夜列席者勿论。乙、蔡锷、韩凤楼、罗佩金、雷飙、李凤楼、刘云峰、谢汝翼。五、同议可共事革命之人员如左：李根源、庾恩旸、李鸿祥、黄毓英、邓泰中等”。[4]此次会议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在会上，与会者客观、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同时，议定了可以团结和争取参加革命的对象，为发动起义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需要特别强调说明的是，此次会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全部都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以后几次会议的情况也大体相同。蔡锷虽然不是讲武堂的专职教官，但他经常去讲武堂给学员们上课，可说是讲武堂的兼职教官。云南同盟会的两位重要人物李根源、罗佩金由于一些具体原因没有参加，但他们事先已知悉了会议即将讨论的内容，并表示赞成和支持。这充分说明，以李根源、罗佩金等为首的云南陆军讲武堂中的革命党人，是昆明辛亥“重九起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

　　1911年10月19日（八月二十八日）上午8至11时，蔡锷、唐继尧、刘存厚、罗佩金、雷飙等人，在刘存厚家中召开了第二次秘密会议。此次会议讨论和议决事项有三：“一、联络官兵，期与可靠之长官逐层组织小团体，且与歃血为盟，以坚其信用，而为有把握之举动。二、预备子弹以备急需。三、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5]此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加快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预示着起义的日益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