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昆明重九起义的成功与武昌起义的不足(2)

　　1911年10月22日（九月初一）夜间8点至次日凌晨1点，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谢汝翼、韩凤楼等人，在昆明北门街沈汪度家中，召开了第三次秘密会议。会议的内容是“一、由到会各员报告所部官兵目下对于革命程度如何。甲、刘存厚报告，就本营而论，以存厚在营日久，与官兵相习，感情甚笃，可有把握。乙、谢汝翼报告，所部炮营亦有把握。丙、韩凤楼报告，所部官兵程度太差，却无把握。二、本日到会人员不齐，他营情形不得而知。现步、工程度既以（已）不一，宜反激进主义，锐意经营”。[6]本次会议由各带兵长官报告所部实际情形，会上意见不能统一，留待下一次会议再作讨论。

　　1911年10月25日（九月初四）午后7—10时，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殷承瓛、张子贞、雷飙等人，又在昆明萧家巷刘存厚家中，召开了第四次秘密会议。据会议记录说明，是夜天雨，赴会人员均不带随从，冒雨单人步行至寓。会议内容：“一、歃血为盟。届时刘存厚叫妻子和婢役回避。由殷承瓛于白纸上书写‘协心同力，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十六字。书毕，火化调于酒中，分饮之以结同心。二、提议实施革命，同人赞成。惟殷承瓛主张缓办，以对外不足，兵心不一为可虑。”[7]此次参加会议人员歃血为盟，进一步坚定了发动起义的信心和决心。

　　1911年10月28日（九月初七日）午后7时至次日凌晨3时。蔡锷、唐继尧、沈汪度、张子贞、李鸿祥、黄毓英、黄永社等人，在省城昆明洪化桥唐继尧家中，举行了第五次秘密会议，这是昆明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在这次会上，决定了起义的兵力配置、攻击计划、军事指挥以及发动时间等重要事项。据会议记录，这次重要会议的内容是：“第一、兵力之决定：陆军第三十七协所属之兵第七十四、三两标，炮兵第十九标。第二、攻击之计划：甲、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北地区，归七十三标占领；要点：军械局及五华山。乙、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南地区，归七十四标占领；要点：南城外巡防第二营和第四营、南门城楼、督署、藩库、盐库。丙、炮兵阵地在大、小东门及小西门至南门城墙一带放列，向督署、五华山、军械局射击。丁、省城北门、小东门、小西门、南门之开启，归讲武堂学生专任。第三、临时率兵官之决定：甲、推蔡锷为临时革命总司令。乙、步兵七十四标第一营临时管带以唐继尧继任之。丙、步兵七十三标第一营临时管带以李根源任之。丁、步兵七十三标第二营临时管带以刘祖武任之。戊、炮兵第十九标，每营出炮六门，按第一、二、三之次序，附于步兵第七十四标之一、二、三营。注意：临时管带系临时去现任之管带，以该员临时承充之谓也。第四、革命实施时日之决定：宣统三年九月初十日午前三时（即1911年10月30日深夜凌晨三点）。第五、革命军口令标示之规定：甲、口令为‘军’（军械局）、‘总’（总督署）。乙、我军帽上附白带”。[8]据统计，五次秘密会议的参加者先后有：刘存厚、唐继尧、蔡锷、殷承瓛、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罗佩金、雷飙、谢汝翼、韩凤楼、李鸿祥、黄毓英、黄永社等14人。

　　在先后召开的五次秘密会议中，与会人员全面、客观、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准备发动起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并商定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在起义时间、兵力部署、任务分配、攻击目标等方面都有缜密周详的考虑，因而能够确保起义顺利进行，夺取最后胜利。

　　1911年10月30日傍晚，因驻守北校场的新军73标革命党人在搬运弹药时被敌军官发现，原定当晚12点发动起义的计划不得不改变，起义提前发动。

　　晚8时30分，李根源率73标起义部队由莲花池向昆明城进军。9时攻入昆明北门，派人向蔡锷报告情况，并向军械局发起进攻。

　　晚9时20分左右，蔡锷率罗佩金74标起义部队，从巫家坝由东门冲进昆明城，开始进攻五华山和总督府，与73标的进攻形成遥相呼应之势。

　　从10月30日晚9时战至10月31日上午11时，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攻下军械局。

　　10月31日清晨6时，在起义部队炮火的助攻下，朱德等部率先冲入总督府。

　　10月31日上午11时，73标攻下军械局后，与74标合攻五华山。起义部队在梅园巷与清军激烈巷战。蔡锷在云南贡院（今云南大学内）建立临时指挥部。

　　10月31日下午1时左右，起义部队拿下五华山，“重九起义”取得了最终胜利。

　　云南昆明的革命党人，在“重九起义”战斗中十分英勇顽强。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战斗中冲锋陷阵，不畏牺牲。73标第3营后队排长文鸿逵，在军中接受李鸿祥、黄毓英等人革命思想启蒙后，即决心投身革命。他在起义军进攻军械局时奋不顾身，勇猛逾墙冲锋，遭敌机枪前后夹击，身中数十弹，壮烈牺牲。起义军下级军官董鸿勋、徐时云、包建顺、何国樑、姚小由、张权等人，在战斗中均负重伤，但都毫不退缩，竭尽全力坚持奋战。讲武堂教官顾品珍，率领讲武堂学生，与敌人骑兵激战于南门城外。顾顽强与敌人拼杀，头部负重伤后，仍坚持指挥战斗，毫不畏缩。昆明同盟会领导人、北路起义军的指挥者李根源，在指挥士兵进攻北城门时，带头跳城壕冲锋，不料扭伤了足腕，不能行走，由两个士兵搀扶着继续攻击前进，始终未下火线。

　　据记载，在昆明辛亥重九起义中，起义军官兵有150余人血洒昆明城头，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300余名官兵流血负伤。

　　当代史学家在评价昆明辛亥起义时说：“云南省城起义，是除首义的湖北以外，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9]现在再来看看武昌起义是如何准备和发动的。

　　1911年3月的广州起义和四川保路风潮，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于9月24日组成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即孙葆仁）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尧澂（复基）、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定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临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

　　湖北革命党人原订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10月6日）举行起义，由于准备不及而延期。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失慎爆炸，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将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搜去。第二天，设在武昌的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彭楚藩、刘尧澂等被捕，蒋翊武侥幸逃脱。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杀害彭楚藩、刘尧澂、杨洪胜三人，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起义活动已成群龙无首的状态。

　　10月10日晚，一个偶发事件导致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当时，组织起义的是革命党人熊秉坤，他在军队中的职务只是个正目（班长），无法指挥部队。不得已，只好临时把队官（连长）吴兆麟找来指挥。

　　吴不负众望，带领起义士兵经过一夜激战，占领武汉全城。10月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