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昆明重九起义的成功与武昌起义的不足(4)

　　辛亥云南起义后，由于云南全省安定，加上蔡锷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得云南财政在民国元年（1912）不仅没有发生赤字，反而节余近20万元（滇币）。这在云南财政史上是罕见的。这样，如蔡锷所说：“财政上不甚困难，金融机关甚形活跃。”“一切善后布置，俱能井井有条，秩序上之整严，实为南北各省之冠。”[15]

　　辛亥革命以后，作为比较贫困的云南省，“不惟中央未曾协济云南，云南反协济中央数十万元。而云南政事当行者亦均行之，并未停滞。”[16]蔡锷也肯定这一事实说：“顷接财政部熊总长电，库空如洗，束手无策云云。各省宁可坐视，致限政府于破产之地位。设因政府竭蹶，遂蹈危机，各省岂能独存！滇虽瘠区，夙资协济，然警电传来，百端筹维，目前政费勉力暂认。兹先筹解中央二十万元，以应急需。”[17]

　　（三）、在教育方面，都督府特设学政司（后改教育司），并将原有视学四员增至十员,新增学堂120所。注重改良私塾，普及小学教育，于曲靖、昭通、蒙自、普洱、永昌（保山）、丽江等地分设初级师范六区，并对师范生实施三个月的军事教育，同时注重外语学习，考送欧美及日本留学生100余人等。

　　（四）、在实业方面，根据省内特点，先从盐务、矿物入手，进而经营农桑、畜牧、工艺等事，整顿盐务，以扩大销路；推广矿业，拟定云南矿务暂行章程，以开放为宗旨，还在昆明设立矿物化研所、地质调查研究所，尤着力于保护和开发个旧锡矿、东川铜矿；注重农林，设立云南农务总会、农业局、蚕林实业团，订定垦荒、森林、畜牧章程，并改良种棉、制茶之法；同时提倡工商，设立全省模范工厂，整顿商品陈列所，举办劝业工厂，开拓市场。

　　（五）、在交通方面，对铁路、电线、邮政、航运和公路等，都有所规划。云南地处边远，交通闭塞，军都督府的规划，对于云南的交通建设很有好处。

　　现在再来看看湖北军政府的情况。

　　湖北起义军占领武汉三镇以后，在酝酿组织湖北军政府时，问题发生了。事先组织领导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者，在起义前有的受伤，有的牺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汉，下落不明。在此种情况下，实际组织领导起义的下级军官们担心自己的威望不够，难以服众，于是有人建议，推举原清军第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理由是黎职务高，影响大，可以左右政局。黎元洪被革命党人从床底下拖出来以后，死活不愿意与革命党人合作，后经再三威逼，被迫就范，但由此埋下祸根。黎后来执掌军政大权以后，恩将仇报，对革命党人大开杀戒，革命党人不得不吞下自酿的苦酒。

　　从成立湖北军政府的那天起，就存在着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湖北革命党人由于认识模糊加之自身的软弱性，居然将军政大权拱手送人，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起义的初衷和改变了革命的性质。

　　此时，被强迫拉上都督宝座的黎元洪见革命党人起义成功，有利可图，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堂而皇之地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汤化龙等湖北立宪派头面人物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怂恿黎元洪自兼总司令，改民政部为政事部，下设外交、内政、财政、司法、交通等七局，总揽政务。政事部由汤化龙任部长，下面七个局的正、副局长“几乎成了清一色的旧派人物”。[18]立宪派的篡权活动使革命党人头脑开始清醒，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开始反击。他们依靠手中掌握的军事权力，强行否定了立宪派的条例，将各局一律改部，只给汤化龙一个有名无实的编制部长闲职，其他各部都由革命党人掌握。汤化龙愤而离职，前往上海。由此，其他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物彻底倒向黎元洪，一方面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趁机扩大黎元洪和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腐蚀拉拢革命党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利用他们制造革命党的内讧，削弱革命势力，同时帮助黎元洪全面掌控湖北军政大权，使其成为新的独裁者。

　　黎元洪坐稳都督宝座以后，立即撕下脸皮，与革命党人反目成仇。他勾结袁世凯，先后杀害武昌首义的功臣张振武、方维、蒋翊武以及其他革命党人宁调元、熊越山、顾斌、罗子达、陈必先等，湖北一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黎元洪也因此赢得了“屠户”的“美名”。

　　“在黎元洪的屠戮下，湖北的革命党人几无所存，元气大伤，数千党人倒在了血泊中，侥幸逃生的也无法在湖北立足。曾为共和奠基的首义之区，竟成鬼蜮之地。在此后的护法与护国诸役中，湖北不仅未能掀起波澜，且成为北洋军镇压革命党人的基地，这正是黎元洪屠刀飞舞的结果。”[19]这惨痛的历史教训，足为子孙后代所记取。

　　与湖北革命党人看错黎元洪相比，云南军民一致推举蔡锷为云南军政府都督，无疑是正确而明智之举。以蔡锷为首的军政府上台以后，注重革除弊端，推行新政，关注民生，发展经济，给云南百姓带来了福祉。蔡锷的功绩。至今为人民所称颂。

　　注释

　　[1]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154页）

　　[2]转引自：（谢本书、宋光淑：《共和再现——云南辛亥起义和护国首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1页）

　　[3][4][5][6][7][8]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69、70、75、83、84、85页）

　　[9]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10][14]蔡锷：（《致梁启超函， 1912年3月3日 》，《蔡松坡集》第309、310页）

　　[11]蒋百里：《蔡公行状略》，《蔡松坡集》第1463页）

　　[12]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46页）

　　[15]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辛亥革命》（六），第226、227页）

　　[13]蔡锷：《为财政事致中央电， 1912年5月18日》，《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86页）

　　[16]袁家普：（《蔡公遗事》，《蔡松坡集》第1458页）

　　[17]蔡锷：《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电》（《蔡松坡集》第509页）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70页）

　　[19]潘荣：《柔暗总统黎元洪》（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第146页）

　　李国庆，男，文史工作者，主要研究方向云南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