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到合 由敌变友——黄兴与梁启超(6)

　　他们一致迫袁退位。在各地护国军的顽强作战和全国人民强烈声讨下，袁世凯迫于形势，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撤销了帝制案，但他却仍赖在大总统的位置上，以“本大总统”的名义发号施令，妄图继续维持其专制统治。对此，黄兴与梁启超坚决不答应。4月15日黄兴自纽约致电梁启超、唐绍仪等人，重申反袁到底，指出：“不去袁逆，国难无已。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16]（P793）}5月9日，黄兴在由美返国途中抵达日本的当日，又直接致电袁世凯指出：“公如负固不即行引退，人民必将诉最后之武力，正公一人叛国之罪。公以一人而敌全国，岂非至愚?牺牲多数生命，以争个人之公职，岂非至酷”，力促袁世凯悔过引退。^{[16]（P784－795）}梁启超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也认为：今日之事，除袁退位外，更无调停之余地。”^{[15]（P31）}为使中外人士彻底放弃对袁世凯的幻想，梁启超接连发表文章、通电，强调指出：“袁氏最大之罪恶，在专用威迫利诱手段，将全国人民廉耻丧尽。若彼依然掌握政权，则国家元气必至澌灭无余，举国沦为禽兽，将何以立于天地。”^{[15]（P34）}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袁世凯政权，梁启超根据在天津与蔡锷等人密议的计划，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正式成立军务院，并在为军务院起草的宣言中，严正声明：“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消灭”；依法“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 ^{[5]（P1362－1363）}“军务院直隶大总统，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庶政” ^{[22]（P358）}。

　　他们一起要求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中，袁世凯可耻地死去，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其退位问题。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但段祺瑞为了继承袁世凯的衣钵，于袁死当天下午以国务院名义将袁世凯所谓“依约法（即袁世凯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 ^{[22]（P740）}的遗言通电全国。言下之意，黎元洪只是代任而不是继任。这就意味着袁世凯倒台之后，段祺瑞依然承认《中华民国约法》具有宪法上之效力。对此，黄兴与梁启超坚决反对，主张恢复孙中山于1912年3月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6月10日，即孙中山发表《规复约法宣言》的同日，黄兴通电指出：“我民国根本法，乃元年参议院所定《临时约法》及二年国会所定《大总统选举法》，国民誓生死以守之者，各省举义所争者在此。乃更始之时，不声明恢复元年《约法》及遵照二年《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由副总统继任，而蒙混提出袁氏预备称帝时伪造之《约法》第二十九条，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是仍以伪法乱国法，适与护国军及民意相背，足征逆党势力尚弥漫北京，黎大总统未能回复自由。假名以行，祸机潜伏，大局更危。应请黎大总统以明令规复旧《约法》，除去袁氏一切伪造之法律(与民国抵触者)，从速召集旧国会，组织内阁，严惩祸首，昭大信于天下，以定民志，而奠邦基。”^{[16]（P821）}6月20日，黄兴再电黎元洪指出：“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按诸法理，及此次起义之民意，实如矢赴的，如水归壑，万无反理。……务望排除莠言，迅速解决，以适法之命令，废去袁氏伪造《约法》。”^{[16]（P823－824）}次日，他又直接致函段祺瑞指出：“近因政局更始，国人于回复元年《约法》，召集旧国会诸事，函电纷驰。盖以根本不决，则新政府之进行无所依据”，要求段祺瑞“迅颁明令，借慰薄海望治之诚”。 ^{[16]（P825）}梁启超还在逼袁退位期间，就在为军务院起草的第二号布告中就提出恢复《临时约法》的主张，此时，他一面致电各省都督和总司令要求他们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恢复旧约法、召集国会、惩治祸首等六项要求^{[4]（P788）}，一面通电全国，从法理的角度对段祺瑞的荒谬主张进行反驳。他指出，“三年约法（即袁世凯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绝对不能认为法律，此次宣言规复，绝对不能认为变更，按义辨明，则一切可迎刃而解。凡法必有系，元年约法已经政府公布，前大总统宣誓遵守，欲修改自有其修改之程序，即该法五十五条所规定是也。修改不以此程序，即不能冒约法之名，新者既不能冒此名，则旧者之效力自在。”同时，他还质问段祺瑞：“我公今所长之机关为国务院。国务院者，元年约法之机关，三年约法所未尝有也。三年约法若为法，元年约法定非法，公所长之院何由成立?今公发布院令而中外共许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揆诸法理如彼，征诸事实如此，则三年《约法》之非法，确成铁案。”最后他指出：“今兹规复元年约法，正欲根据该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产生宪法，传诸无穷。”^{[23]（P687－688）}由于孙中山、黄兴、梁启超及社会各界的坚决反对，6月29日，段祺瑞慑于压力，同意由黎元洪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并决定于8月1日召集国会复会。黄兴与梁启超等人的努力最终取得成功。

　　最后，经过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和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的共同奋斗，护国战争取得胜利，民国得以再造。黄兴、梁启超与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一道被北京政府授以勋一位。在总结护国战争胜利的经验时，孙中山说：袁世凯称帝后，“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 ^{[24]（P237）}。梁启超也不无感慨地说：“两派合作，是当时成功主因。”^{[25]（P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