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到合 由敌变友——黄兴与梁启超(3)

　　弟意，梁氏如欲有所建树于国民者，当先于言论上自述其从前主张之误点，誓此后以忠心诚意靖献于民国，使国人愤恨之处渐次解释，其对于粤中乡人尤宜亟谋悔过之法，俟此种言论发表有效之后，大好民国何处非其迴翔之地。惟此时返回内地，急欲发摅，时期尚早，即欲以言论洗其污点，弟意仍以不在内地为宜，盖徒增国内之纷扰，于梁氏反所有损，爱之适以误之也。弟即相见，亦当以此忠言相赠。望足下婉达此意为荷。即颂伟安！弟兴上。^[7]

　　在此信中，黄兴表示“于梁氏甚爱之”、“甚愿一谈”的同时，并未忘记梁启超与革命党为敌时的种种过错，希望梁启超“先于言论上自述其从前主张之误点，誓此后以忠心诚意靖献于民国，使国人愤恨之处渐次解释”之后，再考虑回国的问题。可见，黄兴在梁启超回国的问题上总体上是欢迎的，也愿意与他共同建设民国。但他又是有原则的，既不一味赞同，也不绝对反对，而是设身处地为梁启超考虑，希望他就以前反对革命的言行认个错，以化解革命党人对梁启超的积怨，便于其回国后大显身手。因此，对梁启超而言，这确实是难得的“忠告”。

　　三

　　经充分准备，梁启超于9月28日由神户起程回国，10月8日抵达天津。梁到达天津后，像一位凯旋的英雄，立刻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当晚7时，民主党举行盛大的晚宴欢迎会，由孙洪伊、杨度分别致欢迎辞，随后宾主欢聚一堂，至12时始散。次日晚，共和党又举行宴会欢迎梁启超。除与梁有关的民主、共和两党开欢迎会外，像唐绍仪和前直督张锡銮等官员或前来谒见，或设宴招待。梁到天津最初的三天里，来访宾客即达200余人，各省的欢迎电报，更是络绎不绝。他多次在演说中表示：“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论理上必然之结果。”10月20日，梁启超由津入京，更是受到高规格接待，“京中行馆，一切由总统府供张”，“仆役亦十余人”，“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视孙、黄过数倍”。除袁世凯之外，梁启超并未主动拜访过别人，而总理赵秉钧和各部总长徐世昌、陆征祥、孙宝琦、沈秉堃等人，都是纷纷慕名登门拜访。由于来访者实在太多，与重要人物只能晤谈20分钟，对一般客人，只能谈上五分钟就得送客，其他人只能见面致意而已。对此，梁启超感到既辛苦又兴奋：“应酬之苦，殆绝非言语所能形容，若常常如此，真不复知有生之乐矣。”^{[4]（P653－654）}梁启超回国时，正值国民党如日中天，因而他也曾想通过黄兴介绍加入国民党。云南国民党支部机关报《天南新报》对此事曾有报道说：“梁启超誓言此后不再主张君主立宪，要求克强介绍入国民党，克强怜其小有才，颇有允意。京、津、沪、宁等处党员闻之，激烈派极力反对，平和派主张梁启超若先作悔过文，布宣各支部、交通部分部后，宥其重罪，准其入党。”^[7]此时心高气傲的梁启超显然不会答应黄兴等革命党人要他公开认错的要求。因此，梁启超与黄兴之间可能握手言和的机会也就随之失去。11月1日，梁启超返回天津，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创办《庸言》上。12月1日，《庸言》杂志在天津出版。此时，梁启超继续他所擅长的舆论鼓吹工作，“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 ^{[8]（P235）}，为实现自己立宪政体的前途而奋斗。这样，春风得意的梁启超就把黄兴的忠告抛到了脑后，积极加入了共和党，与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分庭抗礼，很快又卷入民初的政争之中。

　　1912年冬至次年春，各政党展开了竞选国会议员活动，结果国民党获胜，这对梁启超无疑为当头一棒。为对抗势力强大的国民党，争取国会多数，进而谋求组阁，梁启超积极促成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于5月29日合并为进步党，并成为该党的实际领袖。由此，他和进步党更是处处与国民党作对。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刺后．梁启起极力为袁世凯辩护，声言“宋案确与政府无关”，并捏称“系同盟会人自屠”，“真主使者，陈其美也”。 ^{[4]（P665）}宋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后，国民党议员要求弹劾政府，而梁启超则极力反对，说宋案“本系法律上的事，无政党容喙之余地”，应当“以法律解决之”。^[9]在善后大借款问题上，黄兴认为政府违法，希望通过国会弹劾袁世凯并迫其下台；而梁启超却认为袁世凯并未“违法”，说“此项条约，在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经通过之件”，主张只“监督用途” ^{[4]（P671）}，并指使进步党议员以暗中退席、制造不足法定人数的手段，阻挠国会表决。为推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7月15日，继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后，黄兴赴南京成立讨袁军，亲任讨袁军总司令,并发布《讨袁通电》，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相继宣布独立，共举讨袁旗帜。而梁启超则支持袁世凯对国民党实行武力镇压，攻击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是“头脑简单、办事盲动”，并叫嚣“中央政府为举国所公立，临时大总统为人民所公举。叛徒之反抗，非反抗一二私人，乃反对我中华民国。国家对于叛徒，有正当制裁之法”。^[10]在进步党所召开的特别会上，梁启超还反复强调，“当此国家多事之秋，本部必须自有以自见，姑不负以国利民福为前提之本意。本党党员务望逐日拨冗至本部互相讨论，共筹良策，以各尽一分子之义务。”^[11]同时，他还在国会内指使进步党议员屡次提出拿捕国民党要员的提案，打击国民党，并利用各种手段分化收买国民党议员。最后，由于袁世凯发动内战蓄谋已久，其军力、财力、物力等都远远超过国民党，加之革命党人缺乏统一的指挥和领导，各处各自为政，终被袁世凯一一瓦解，导致二次革命失败，黄兴和孙中山等人被迫流亡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