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到合 由敌变友——黄兴与梁启超(5)

　　对于袁世凯的称帝，远在美国的黄兴早有预感。1914年7月，黄兴在檀香山与美国记者谈话时就指出：“袁世凯继孙逸仙为临时总统后，即有帝制自为的野心。”但他坚信：“袁世凯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因为在有思想的中国人的脑海中，仍然充满了强烈的共和意识，对于袁世凯以及任何人想做皇帝，他们绝不会长久的缄默不言。”^{[16]（P709）} “筹安会”成立后，黄兴感到，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真面目逐步显现。他在愤怒揭露“筹安会”人物的人格“在娼妓下”的同时还指出，他们“可为袁氏之元勋，亦可为制造革命之元勋” ^{[16]（P772）}。9月间，蔡锷致一长达17页的密信于黄兴，报告当时国内形势以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这与黄兴早先武力讨袁从西南地区突破的想法不谋而合。黄兴认为“蔡君军事优长，亦负众望，指挥如意，所可断言”^{[16]（P791）}，并认为凭借蔡锷辛亥前后在云南蓄积的革命力量，以及他与进步党及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在云南发难是较有把握的。他一面嘱在东京的张孝准“速即回国，与（蔡）松坡先生密取联系，相助进行”，“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一面“向唐（继尧）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以消除唐继尧可能产生的疑虑,保证蔡锷能顺利入滇举事。^{[8]（P246－248）}11月，蔡锷潜出北京后，黄兴又及时通知在日本的张孝准和石陶钧，要求他们确保蔡锷“安全通过倭地，经香港、安南（越南）达到目的地” ^[17]（P8）。同时，黄兴还与在南洋的李烈钧等人函电往返，促其回国起兵讨袁。^{[1]（P457）}

　　值得指出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袁世凯及其死党，壮大反袁势力，取得反袁斗争的胜利，黄兴和梁启超都主张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对敌。黄兴强调指出，“此次讨逆，出于全国人心，理无党派意见，更无南北区域之可言” ^{[16]（P796）}，“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种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 ^{[18]（P108）}。他呼吁各党各派要“同心合力，拥护共和，将袁氏驱除” ^{[16]（P725）}。1915年10月，他在致石陶钧的信中说：“梁某（指梁启超——引者）虽不满弟意，然久已示其更好之态度” ^{[16]（P772）}，及时指示欧事研究会成员注意加强与进步党人的联络，共同进行反袁大业。为此，欧事研究会的主要宣传阵地《中华新报》不但连续发表了进步党反对帝制的有关电文，而且于11月9日发表《对进步党通电感言》，赞扬进步党的正义行动，指出进步党“挟全党之势，大张反对，则影响所及，必能倡明吾国人真正之民意，不使被野心者之妄假民意，以欺天下”。同时“可使倡帝制者，不得授君宪以欺国人”。欧事研究会对进步党反对帝制的赞誉，为双方合作讨袁迈出了第一步。而梁启超为了结成广泛的反袁统一战线，吸取过去的教训，提醒蔡锷不要再抱有党派之见，“当思自辛亥以还，苟非吾侪党派轧轹，意气相陵，何至两败俱伤，使夫已氏（指袁世凯）匿笑而坐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昔所作孽，今宜自赎。”^{[5]（P1485）}他还发表《在军中敬告国人》一文，表示接受黄兴几年前的“忠告”，对自己民元以来排斥革命党人的行为进行公开认错：“惟痛念频年以来，颇不免缘党派偏见，误断事理，间接以酿国家隐患。”^{[19]（P79）}为了加强对反袁护国运动的指导，梁启超与唐继尧等致电黄兴，请他早日返国：“公首倡共和，富有方略，各国情势，考察复殷。将来内政外交，诸赖指导。大局所系，唯公图之。”^{[20]（P233）}护国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后，梁启超为讨袁南下到达上海后，便与欧事研究会在上海的成员取得联系，“思与提携进行”；欧事研究会诸人本着联合讨袁的宗旨，对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壹是推诚结纳”，与之共商讨袁对策。^{[21]（P1192）}这样，在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维护共和国体的旗帜下，黄兴与梁启超这两个昔日的政治对手终于“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携手同心，共同反袁。

　　他们一同揭露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闹剧。1915年12月18日，护国战争爆发前夕，黄兴在《致国内友人书》中指出：“今为国家生死存亡之关键，以正气讨昏暴，以公意诛独夫，意正言顺，实洽国内之人心，得世界之同意”，号召国人团结一致，共同讨袁。^{[16]（P780）}护国战争爆发的次日，黄兴又在美国《费城新闻》上发表长文《辨奸论》，对“受袁氏之金钱而为之辩护者”所宣扬的种种谬论逐一加以详尽的批驳，向美国人民揭露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梁启超也在安排蔡锷离京经天津、日本赴滇发动云南起义，并亲自南下两广，促成两广独立的同时，充分发挥其舆论高手的特长，为云南起义起草了《致各省通电》、《檄告全国文》等重要文电，揭露袁世凯蹂躏国会、诛锄异己、驱策宵小、擅借外债、摧残教育、昌言复古、垄断实业、私为官营等罪行，宣传起兵讨袁、维护共和的正义性，呼吁各省各界“声罪致讨，翦彼叛逆，还我太平”。 ^{[12]（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