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到合 由敌变友——黄兴与梁启超

　　黄兴与梁启超，一个是民主共和的伟大旗手，一个是君主立宪的领袖人物。他们的政治目标都是希望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但是，他们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途径不同，方法不同，因而，在清末民初波澜壮阔的政治风云中，他们之间既有斗争，又有联合，经历了一个从分到合，由敌变友的曲折变化过程。这种变化是他们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

　　一

　　黄兴与梁启超的初次交往即为交锋。同盟会成立后，作为执行部庶务的黄兴高度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亲自提议将他与宋教仁、陈天华等华兴会主要成员在日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并为《民报》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煞费苦心。《民报》创刊后，黄兴“总其成”^[1]（P95），组织革命党人以该报为阵地，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持的《新民丛报》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双方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要不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梁启超认为，满汉两个民族语言文字相同，住所相同，习惯相同，宗教相同，在精神体质方面也没有极其不相似的地方，满族人事实上已通化于汉族。清朝统治者任用一些汉人做大臣，说明满汉已经平等，满洲王公贵族也已经没有多少特权，并以此否认清政府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否认实行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他把革命派提出的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视为“复仇主义”，“革命排满”的口号，是要杀尽满族人。他还以国家主义理论为武器，认定“排满”和“爱国”是不能相容的，并认为，革命会像义和团一样，导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使国家陷入亡国的境地。革命派对梁启超攻击革命的言论给予了驳斥。他们认为，满族人居中原，在屠杀汉族人民的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权，是异族政权。异族政权确立，标志中国已亡。革命就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们还指出，满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要他们实行立宪，把权力还给人民是绝不可能的事。所以，欲求立宪共和，亦必须先用暴力推翻清政府。他们指出，革命并非要杀尽五百万满族民众，而是要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剥夺极少数反动统治者的地位。他们还指出，中国革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举动，不会招致帝国主义的干涉。

　　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梁启超认为，中国民众的智力低下，共和政体不适合于中国。因此，与其争取什么民主政体，还不如搞君主立宪；与其搞君主立宪，还不如搞开明专制。革命派一直以民主共和为目标，坚信实现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中国人民完全能争取共和。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梁启超认为，私有制度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是现代社会一切文明的源泉。他尤其反对土地国有，认为土地国有制度违背了“自然法则”，会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革命派对梁启超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制度流弊很多，它会使贫民无立锥之地，也会阻碍工商业的发展，主张在政治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实行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防止贫富悬殊的现象在中国发生。

　　在这场论战中，革命派以有理有力的批驳压倒了梁启超等改良派，扩大了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梁启超在笔战败溃的窘状下，不得不指使早已投靠保皇党的原华兴会成员徐佛苏，以第三者的身份，公开发表《停止驳论意见书》，调停两报之间的论战。对于梁启超停战求和的意愿，革命派内部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接受，有的不置可否，而黄兴态度明朗，坚决不接受调停，及时制止了同盟会内部的妥协倾向，使《民报》保持了坚定不移的革命立场，坚持与改良派继续论战。^[2]（P66）最后，“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版，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3]（P20）这场大论战，划清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与梁启超改良派的界限，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主张得以广泛传播，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

　　大论战结束后，黄兴与梁启超像两条道上的跑车，为达到各自的目标而奔走。为了消弥革命思潮，维护和巩固皇权，清政府先是于1906年9月发布诏书，宣示预备立宪，接着又于1908年8月公布《钦定宪法大纲》。这让梁启超看到了实现其君主立宪政治理想的希望，于是投身于这场争取立宪的运动之中。他先是于1907年10月在日本组织立宪团体政闻社，积极筹措经费，遣派社员回国联络国内立宪派人物，共同推进立宪运动，并创办其机关报《政论》杂志，积极宣传立宪。政闻社被查禁、《政论》杂志被迫停刊后，他又于1910年2月创办《国风报》，系统宣传宪政理论，为国会请愿运动大造舆论，对立宪运动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从而使《国风报》成为宪政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一份刊物。然而，梁启超等立宪派努力的结果却是清政府除允诺缩短预备立宪期外，组织了一个“皇族内阁”。对此，梁启超感到大失所望。

　　而黄兴则致力于暴力倒清，先后策动和领导了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的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钦廉上思之役与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尽管这些武装起义屡举屡败，但黄兴却屡仆屡起、愈挫愈勇，给清政府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