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到合 由敌变友——黄兴与梁启超(4)

　　梁启超及进步党支持袁世凯打压国民党后，作为一种回报，袁世凯于7月31日任命进步党人熊希龄为国务总理，9月又任命熊希龄兼财政总长，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三位进步党人，分别出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和农商总长。此时，梁启超踌躇满志，似乎感到自己的政党内阁愿望即将实现，于是写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提出了实行裁军和废省改道，将全国的军队缩减为50镇，同时还在行政、外交、法律、教育方面提出了一些改革设想，希望能做出一番政绩。

　　然而，袁世凯让熊希龄、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出来组阁，并非真的是求贤若渴，而只是想继续利用进步党去排斥国民党在国会的势力，进而解散国民党，踢开国会，实行专制独裁。因此，正当进步党人想大干一番的时候，袁世凯指使其秘书长梁士诒组织公民党为其御用打手，以压抑进步党，同时又处处与熊内阁为难。在袁世凯的掣肘下，熊希龄内阁用人用不成，要钱没有钱，只能以走为上策。1913年底，熊希龄首先提出了辞呈，接着梁启超也递交了辞去司法总长的呈文。而袁世凯也早已于1913年10月当选正式总统，接着又于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1914年1月10 日又下令解散国会。因此，到了1914年2月12日，袁世凯觉得进步党已再无利用价值，终于批准了他们的辞呈。至此，梁启超的政党内阁之幻想也就宣告破灭。

　　梁启超辞去司法总长后，袁世凯又委给他一个币制局总裁的闲散官职，他只好“污尊屈就”。上任后，梁启超还想发挥才干，对中国的币制改革有所作为。但他又很快发现，袁世凯只是在敷衍他而已，他什么事也无法办成。到年底，梁启超又辞掉了这个职务。后来，梁启超曾对这一段经历进行过反思和总结。他说：“盖数年来政局经数度之翻覆，我国人实领得一种最良而最切之教训。此教训维何?曰：凡政治之作用，当许容异种之势力同时并存，且使各得相当合法之发展机会，此不磨之原则也。若强违反此原则，一种势力伸张过度，而使异己之势力感压迫而起恐慌，甚或滥用势力以图鏖灭异己之势力，则其结果必反动而招自灭。此种教训，当同盟会全盛时代一领得之，当袁世凯全盛时代再领得之。现在国中凡与政治有关系之人，皆饱受此种教训而悟得一原则，若能各方面常常提醒，制其血气之勇，则政治之进入轨道，当不难也。”^{[12]（P134）}

　　1915年1月，心灰意冷的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吾今后所以报告者》一文，声称今后脱离政治，专做学问。

　　四

　　二次革命后，黄兴与孙中山等一大批国民党人先后流亡日本。尽管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但黄兴革命意志并未削弱，继续从事反袁专制的斗争。然而，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谋划今后革命行动方略时发生意见分歧。为了避免革命党内部的纷争，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黄兴决定离开日本远走美国。抵美后，黄兴继续高举起反袁的旗帜，揭露袁世凯破坏民主，剥夺民权，实行专制的罪恶行径。

　　而国内的梁启超经历政党内阁的幻灭之后，对“袁世凯的举动越看越不对了” ^{[8]（P235）}，因而，对袁世凯政府采取不合作和批评的态度。1915年2月，梁启超拒绝袁世凯委任他为政治顾问和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在参政院会议上，梁启超公开号召各参政不能“纯粹作政府一留声机器”，对其“不是之处”，应根据民意“立即纠正”，以利国计民生。^[13]当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梁启超一面撰文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一面警告袁世凯政府不要承诺日本的侵略要求，呼吁外交当局“勿为祖国罪人，且为全世界罪人也”。 ^{[14]（P108）}对于袁世凯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的尊孔复古的反动逆流，梁启超发表《复古思潮平议》，揭露其目的是借旧道德以压新道德，借旧制度以否定民主共和制度，从而为恢复专制主义张本。

　　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六人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联合发起成立“筹安会”。至此，袁世凯帝制自为已公开化。对此，梁启超十分气愤，决定与袁世凯彻底决裂。15日，梁启超即与蔡锷等人在天津汤觉顿家商量对策，决定为了四万万人人格起见，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反袁称帝。政治上，由梁启超负责，“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地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军事上，由蔡锷负责，并伺机潜返云南，亲自组织反袁起义。其具体步骤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15]（P114）}计划既定，梁启超与蔡锷依计而行。8月21日，梁启超用一夜功夫，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并遵照“古人以道事上之义”，将该文录写呈袁世凯“钧览”。袁世凯先是派人送去20万元，企图收买梁启超，后又以枪弹相威胁。梁启超置袁世凯的利诱威胁于不顾，毅然于9月3日在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驳斥了筹安会、古德诺的复辟滥言，提出在共和制下“君主国体难以规复”的著名论断。文章发表后，京、津各报争相转载梁文，使之传诵一时，在全国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正如蔡锷在《盾鼻集序》中所说：“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5]（P1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