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2)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有一条理由是革命将招致列强的干涉，使中国遭到瓜分的危险。为反驳这种论调，孙中山说：“今有满洲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民报》上汪东也说，难道不革命能救亡么？“外人所以乐存此旧政府，以其为桃梗土偶，便于窃盗。谓窃盗不足以亡中国，愚又甚于孩提之童也”。这些其实就是梁启超说过的话。以这样的论据来证明推翻清朝的革命的必要，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有说服力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者的确有许多是着重于揭露国内满汉民族不平等，满洲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从而宣传“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他们重新利用二百几十年前的“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一类材料来鼓动反满情绪。反满的老口号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新的活力。孙中山在一九○五年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这是说一九○○年前的情况。“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为什么一九○○年后会发生这种变化呢？试读一九○五年在北京火车站上向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投掷炸弹的吴樾的遗书，那里虽然强烈地表现传统的反满情绪，但也说：“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汤止沸，抱薪救火！”二百多年反满传统情绪之所以重新燃起炽烈的火焰，就是因为这时反满已经成为从帝国主义魔爪下救亡的口号。

　　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主张推翻为帝国主义维护的清朝政府，并且认为，革命应该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在实际上站到了同帝国主义对立的立场上。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君主立宪派的同时，也反对义和团的斗争方法。对农民和城乡贫民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时，以焚烧外国教堂等低级形式表现的反帝斗争，他们称之为“自然的暴动”，“野蛮之排外”。他们或者说，要“就自然的暴动加以改良，使之进化”，成为“秩序的革命”；或者说，应当是“正当之抗外”而不应当是“野蛮之排外”。陈天华说，“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却有几件大不好处”。他们企图扬弃低级形式的反帝斗争是有理由的，但是他们并不能提出一个完整的反帝国主义的纲领来。

　　青年革命家邹容在一九○三年所撰名著《革命军》中说：“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激，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国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今日唱革命独立之原因也。”他所提出的革命纲领中有一条是“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同盟会预拟在革命爆发时发表的《对外宣言》中也有“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这样的条款。但是，当时的革命派一般地都认为，他们不是“野蛮之排外”，而是文明的、有秩序的革命，是模仿西方资产阶级所已经做过的争取自由独立的革命，因而革命就不会遭列强的干预而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和赞助。他们为了使自己所进行的革命能够得到列强的同情，甚至预先规定，在革命胜利后将继续前政府与外国订立的一切条约，保护外国在中国的各种既得权益。他们似乎并不感觉到这样的预约同争取中国的独立之间的矛盾。总之，他们以为，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清朝政府当作统治中国的傀儡，那么推翻这个傀儡政府，中国的独立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可能武装干涉中国的问题，革命派中的有些人说，如果发生这种武装干涉，中国将依靠人多地广进行坚决的抵抗，但是他们毕竟把主要希望摆在列强不来干涉上。至于帝国主义列强还可能通过武装干涉以外的其他方法来破坏中国革命，这更是革命派所不能预见到的了。

　　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而否认辛亥革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迅速处于崩溃的危机中，这时，尽管革命派表示并无“排外”的意思，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立刻敏感到，打在他们的走狗头上的革命大棒将有可能直接落到他们的头上。例如俄国驻北京公使在武昌起义八天后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说：“主要的危险在于叛乱可能延长，或具有敌视外国人的性质”，他甚至认为，清朝政府由于无法平定叛乱，“可能试图把反清朝的运动转成反外国人的运动，正如一九○○年它所做的一样。”稍晚一点，日本驻华盛顿的外交代表向美国政府表示：“如任此种情形（指中国国内的革命——引者）继续发展，不仅影响商务，恐将爆发类似拳乱之排外运动。”——他们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鼓励参加辛亥革命的“温和”势力，并且支持袁世凯取代清朝政府，篡夺革命果实，正是因为辛亥革命在本质上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的缘故。

　　二

　　建立民主国家，这是同盟会明确提出来的纲领，也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中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主张。孙中山在一九○六年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人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因此，“政治革命”要和“民族革命”同时进行。“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

　　革命派所要建立的民主国家，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为榜样的，当时世界上也只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可以做榜样。孙中山一九○四年流亡在美国时发表文章说，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政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