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

　　一

　　辛亥革命并没有提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口号。在政治和思想上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的纲领中并没有反帝国主义的内容。孙中山在一九○五年（即同盟会成立的这一年）提出三民主义，他赋予民族主义的含义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如此，应当承认，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一次推翻清皇朝的民主主义革命，在实质上也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生长起来后的第一个政治运动是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康有为领导的维新运动并不要推翻清朝统治，它把如何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危机下挽救中国的命运作为一个迫切任务提到中国人民的面前。维新志士们认为解决这一任务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求清朝皇帝“变法”——进行政治改革。响应这个运动的主要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没有也不敢发动社会下层的农民群众。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自发地起来反对外国侵略者，造成了一九OO年的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也不推翻清朝统治，但清朝统治者在义和团力量的协迫下曾不得不宣布（只是暂时地、虚伪地）采取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立场。通过义和团运动表现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中蕴藏着多么强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不能不使帝国主义侵略者感到震惊，他们在决定如何进一步侵略和统治中国时不能不考虑到这种力量的存在。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了，义和团运动也失败了。差不多紧跟着就出现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同盟会的成立可以视为革命运动高涨开始的标志（我们把由此开始直到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总称为辛亥革命运动）。从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发展到辛亥革命运动，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一九○三年左右开始的几乎遍及各省的以保护路权、矿权为主要内容的爱国运动。

　　在争路权、矿权的爱国运动中，工商界人士很活跃，他们要求收回清朝政府出让给外国的矿山和铁路，主张设立商办公司，以自己的资本来开矿筑路。这个运动以爱国保乡、反对洋人势力为号召，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响应。一九○三年还发生了“拒法”（反对清朝企图向法国借款借兵来镇压广西的会党起义）、“拒俄”（抗议俄国拒绝撤退利用义和团事件进驻东北的军队）的运动。一九○五年又发生了抗议美国国内排华暴行，抵制美国货的运动。这些运动带有广泛的群众性，但和义和团不同，不以暴动的形式出现，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爱国运动。说这些爱国运动是引导到革命运动去的一个环节，并不只是从时间顺序上说的。事实上，这种爱国运动继续发展，直到一九一一年的四川保路运动，它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这些爱国运动都没有提出推翻清朝统治的口号。参加这些运动，甚至在这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无宁说是企图维护清朝统治的，他们不愿意看到由于清朝统治的覆灭而造成剧烈的社会震荡。发起四川保路运动的绅士就曾陷于这样的矛盾中：他们既要求发动可能发动的群众以张声势，又竭力要把群众的行动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客观事实的逻辑表明了，既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就不能不同清朝统治者发生尖锐的对立。从爱国运动中不可能不诱导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

　　经过一九○○年事变（义和团、八国联军）和一九○一年的辛丑条约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发生了一个变化。参加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的政论敏锐地反映了这个变化。他在一九○一年写的《灭国新法论》一文中指出，列强瓜分中国之说已经喊了十几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人们以为他们很可能就此实行瓜分，不料他们的论调反而一变而为“保全支那”。是什么缘故呢？梁启超说：“彼以为今日而行瓜分也，则陷吾国民于破釜沉舟之地，而益其独立排外之心，而他日所以箝制而镇抚之者将有所不及”，因此“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这是灭亡中国的新的办法。所谓“保全中国”实际上是“保全”清朝这个腐朽政权的统治，对这点梁启超也是懂得的。他说“苟使吾四万万人能自起而组织一政府，修其内治，充其实力，则白人将永不能染指于亚洲大陆”，这是列强所不愿意看到的前景，它们只愿意中国有一个“至愚至弱”的政府，利用它来间接统治中国。“使以列强之力，直接而虐我民，民有抗之者，则谓之抗外敌，谓之为义士，为爱国，而镇抚之也无名。使用本国政府之力间接而治我民，民有抗之者，则谓之为抗政府，谓之为乱民，为叛逆，而讨伐之也有辞。故但以政府官吏为登场傀儡，而列强隐于幕下，持而舞之。政府者，外国之奴隶，而人民之主人也。主人既见奴于人，而主人之奴更何有焉！”

　　梁启超所讲的这些是合乎事实的。固然在一九○○年以前中国已经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清朝政府已经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但清朝政府毕竟还不甘心于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因此还发生了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而在一九○○年还虚伪地向外国“宣战”。到了一九○○年以后，帝国主义相约实行所谓“门户开放”、“保全中国”的政策，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危机暂时不存在了。逃亡到西安的清朝政府得到了列强的“宽恕”，重新回到北京，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工具。因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命运的斗争，就不能不表现为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

　　上引梁启超的话和一九○三年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所说现在的朝廷已成为“洋人的朝廷”是同样的意思。在一九○一到一九○二年梁启超的确也表现过赞成革命的倾向，但不久他又回过头去同他的老师康有为站在一起唱起反对革命的“保皇派”的调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