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4)

　　但是在实践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表现了严重的弱点。革命派所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力量是不大的，组成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多半是出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系很少，他们也没有能深入到劳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进行艰苦的组织教育工作，汲取其力量，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只是大海浪涛激起来的一些浪花，那就是以江湖游民为主要成份的会党组织（哥老会、天地会、三合会等）。革命派以为只要联络好几个会党组织的头头，就能很方便地利用这种现成的，但其实不可靠的组织，只不过表明他们并没有能真正发动下层群众的力量。当革命的时机到来，而自发兴起的群众斗争使革命派感到他们并不能加以控制和领导的时候，他们的不敢充分发动群众力量，使革命彻底进行下去的弱点也就越来越暴露出来了。

　　经过辛亥革命，清皇朝是被推倒了，“中华民国”代替了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治，但是并没有能真正成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君主制度固然是两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集中表现，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能从根本上动摇和推翻地主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因此，从君主到民国，也就只是政体性质的改变。国体并没有根本改变。

　　这里可以简略地看一下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时的基本形势：

　　一、武昌起义前夕，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自发斗争几乎遍及各省，或者是饥饿的群众抢米抗漕，或者是由于清朝官方以实行“新政”（办警察，修铁路，办学堂以至查户口，钉门牌等）为名横征暴敛激起的反抗，或者是由保路保矿发展起来的爱国运动。这些群众斗争有的有个别革命党人参与，有的反映了革命党的宣传的影响，但总的说来，革命党是没有能加以组织和领导的。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播出来以后，自发的群众斗争更加蔓延发展起来，江湖会党组织乘机大为发动。应该说，撼动了清朝统治基石的正是这种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斗争。革命派实际上是依靠这些斗争取得了推倒清朝统治的胜利，但是他们不能发展这种斗争以取得民主革命比较彻底的胜利。

　　二、在武昌起义后，各省的立宪派的资产阶级绅士们纷纷改变了他们的反对革命的态度，转而参加革命。他们看到革命的势头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特别是看到革命有可能由于下层群众发动起来而烧成真正的烈焰，因而觉得站在革命以外并不是聪明的事。可以说，他们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赞成革命，而倒是因为害怕革命的缘故，他们是为了较快地结束革命而参加革命的。

　　三、帝国主义列强在革命面前不能不承认清朝政府已经是不能再加以利用的工具，他们实行“换马”的政策。他们甚至可以承认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只要统治权仍然掌握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某个代表人物的手里。因此，从革命中产生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不能从帝国主义列强得到它所企望得到的“承认”，而当清朝政府把政权遗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宣布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时，列强立即给予了承认和大力支持。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促成了多年设想的革命，甚至好象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他们之所以孤立是因为他们没有能把最广大的农民组织到自己这一面来的缘故。他们和资产阶级立宪派以及表示赞成革命的各种旧势力合作，但他们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合作关系，以致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丧失了领导地位。他们不得不向袁世凯和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妥协，这种妥协使革命的胜利转成为失败。

　　这样，革命在形式上胜利了，但是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派，而且资产阶级立宪派也没有取得政权。事实是，同买办阶级勾结在一起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用革命派本身的弱点，并利用立宪派来软化革命派，从而攫取革命的果实。中国的民主与独立问题都没有解决。

　　但是，如果不是只看一时的效果，而是通过历史发展的全程来看，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的功勋。从一时的效果来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黑暗并不次于清朝末年；但从历史的发展全程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败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受外国帝国主义统治，又具有历史悠久的封建传统的中国，不经过长期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经过失败和反复斗争，是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的。

　　三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很少谈发展工业的问题，但多数革命党人认定，革命的结果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民报》第四期的一篇文章说：“革命军不成功则已，苟其奏效，则以中国人口之涨满，物产之丰繁，而其富强岂不可计日而待耶？既富强矣，则资本家由是膨胀，而垄断政策于以横施焉。”这个作者冯自由，和当时其他许多革命者一样，看来是认为，资本家的“膨胀”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是国家的富强，坏处是“大多数之人民遂不得不罹于富豪之无形专制”。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已经从西方的经验中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至善尽美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产生尖锐的阶级矛盾，引起许多社会问题，以至引起新的革命。孙中山一九○五年说：“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民报〉发刊词》）对于西方国家的这种经验，采取什么态度，成为中国革命家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