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5)

　　章太炎在一九○七年的《讨满洲檄》中说，他很担心讲新学的人“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行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以成他日之社会革命”。他的意思是，为了避免“他日之社会革命”，最好不要步西方的后尘，发展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反映了保守的小生产者、小业主的观点。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多数革命党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革命的必然趋势，但可以及早实行社会主义，或称民生主义，以预防资本主义的祸害，避免下一次的革命。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当时是被看作社会主义的同意语的。孙中山在一九○六年的《民报周年纪念大会演说》中说：“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易得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他表示不赞成“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的说法，而认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这所谓“文明进步”，就是指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这也就是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所说“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意思。

　　孙中山赋予民生主义的内容是“平均地权”，而据当时所作的解释，这就是通过收买的方法使土地成为国有。但其实无论耕者有其田也好，由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土地国有也好，都是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不是社会主义。孙中山当时认为，“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这是误解。他说：“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没有加增，这是与各国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后，却不能照前一样。比方现在香港、上海地价，比内地高至数百倍，因为文明发达，交通便利，故此涨到这样。假如他日全国改良，那地价一定是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这是说，在革命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地价将高涨。但是，改变土地制度使地主不能因地价高涨而得暴利，这并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为用资产阶级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就能消弭资本主义的祸害，预防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这是违反历史实际的。这种论据只是使他们更加理直气壮地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进行革命。

　　立宪派的梁启超十分反对孙中山所讲的社会革命。他在同《民报》进行论战中有专文讨论“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他的答复是不必行，也不可行。他说：最值得担心的是“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中”，“我中国今日欲解决此至危极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他还批评以为土地国有就是社会主义之说，指为“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梁启超在发这些议论时，虽然对社会主义是什么说了一些近似准确的话，但是应该看到，在他和革命派之间的分歧的实质并不是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的问题。

　　革命派和立宪派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这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一派要通过推翻清皇朝的民主革命来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一派是主张保存以清朝皇帝为首的国家，指望它奖励资本家，奖励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要学习西方，发展工业，这在辛亥革命时期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了。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外国资本在中国办工厂的还很少，这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好时机。在这时期的后半期，私人投资于新式工业的开始增多。但是这时期的工业受到封建政府和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这就是所谓“洋务运动”。但“洋务”当时所指不只是办工业，而称封建官僚办工业为“洋务运动”也不足以表明其本质）。封建官僚主要使用国家拨款作为资金，完全因袭官僚衙门的旧习气、旧作风来办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多半连年亏损，有的终于为外国资本侵入或竟受其支配。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吃亏的都是商人，使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封建国家、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从各个方面起了阻滞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

　　为反对这种控制和垄断，出现了让私人资本自由创办企业的呼声。戊戌维新运动代表这种呼声，主张国家鼓励商办铁路、矿务和各种实业，奖励民间工艺技术上的发明。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经过一九○○年的事变后的清朝政府形式上实行了这个主张。这时，外国资本已经深深侵入中国的工、矿、交通各部门。国库空虚的清朝政府再无力量投资经营企业，它实行所谓铁路国有，其实是借用外资，把路权让给外国。在革命浪潮冲击下，清朝政府为了拉拢上层资产阶级，颁布了奖励私人资本的办法，那就是，对投资办企业的商人，按照投资数量的多寡给以不同的官衔，但实际上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措施是一点也没有的。指望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工具、坚持封建统治制度的政府认真有效地实行奖励和保护民族工商业，事实上是不能实现的。

　　这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认为只有经过革命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历史背景。这种认识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考察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工业化问题，不可不区别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和中国沉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相联系着的工业化道路，另一条道路是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相联系着的工业化的道路。走前一条道路，可以发展一点工业，但绝不能使中国真正工业化，绝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以为有了工业，独立和民主问题自然就能解决，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历史实际证明的是，要有真正的工业化，就必须先解决独立和民主问题，也就必须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人们会说，辛亥革命并没有促成中国工业的发展。这当然是事实。

　　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在解除临时大总统之职后的几个月内，在上海、广州等地发表多次演讲。他表示以后将致力于办实业，而首先是修铁路（十年内修铁路二十万里），并且认为，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但由于实行他的“民生主义”主张，人民将不会受到资本主义的灾害。他说：“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他说：“中华民国成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两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他预言：“以后工商发达，土地腾贵，势所必至。……中国数十年后，应造成数十上海。”“中国十年以后，必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此时杜渐防微，惟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他这时所说民生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主旨仍是“平均地权”，即土地收归国有。他说：“地权既平，资本家必舍土地投资业以从事工商，则社会将有无穷之希望”。

　　客观的现实使孙中山不能不迅速放弃这些带有幻想性质的预见，重新投身入并未完成的革命，反对袁世凯、北洋军阀和在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继续为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但他们提出了只有经过革命才能使中国的实业发展起来这样一个重要思想。

　　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完成了。在工业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继承、发展了孙中山的思想。孙中山所设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不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造成了和平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可能的，而且已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