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3)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大体上分为主张君主立宪和主张民主共和的两个派别。君主立宪派主要是代表和封建地主阶级联系较多的上层资产阶级，他们曾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力。戊戌维新运动已经提出过“民权”的口号，但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君权。所谓君权，其实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权力的集中表现。维新志士们主张调和君权与民权，实行所谓“君民共主”。

　　在一九○五年左右，资产阶级立宪派以自己的主张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引起了广泛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立宪派的主要发言人是梁启超。这场论战表明，在民主问题上，两派的分歧主要是在如下两点上：

　　第一，要不要通过革命改变二千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这就涉及所谓国体和政体的问题。立宪派方面的人把君主和民主说成是国体问题。他们明确表示，他们所要改革的不是国体，而只是政体；因此，可以保持君主制度，而只要求立宪。这实际上是要求保持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国体，而只要求它在统治方法上对资产阶级有所让步。固然如上所引孙中山的话，革命派说的是改变“政体”，但是在立宪派看来，革命派所要求的改革已远远超过政体的范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说：“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欲动摇国家之根本。……革命党则因现政府之腐败，并欲变更国家之根本组织。”这里所说的“国家之根本组织”也就是国体的意思。

　　梁启超表示，他是积极主张“政治革命”的，不过“政治革命”的目的应该只是君主立宪，而这是可以由人民向现政府提出要求来实现的。他说：“要求必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且非要求万不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是要求者，实政治革命之唯一手段也。”所以梁启超的所谓“政治革命”其实是取消革命。他又明白地说，推翻清朝政府的“民族革命”是他所反对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有爱于满洲人，而是因为据他看来，实行“政治革命”并不需要推翻君主制度。至于君主是满洲人还是汉人，并不是重要的问题，为了避免纷扰，不如由现在的皇帝继续当下去为好。由此可见，梁启超等人的反对“民族革命”，其实质还是在于反对推翻二千年来的封建君主政治。他们既然不要求推翻封建国家的“根本组织”，当然不需要而且憎恶革命。

　　革命派在反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的这些主张时，虽然有人强调，现政府是满洲人的政府，所以即便它实行君主立宪也应反对。但更多的人则认为，革命是要结束二千年来的君主政治，而代之以民主政治，不应当满足于君主立宪。资产阶级革命派（或其中的多数人）既然主张把地主阶级专政的国体改变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他们就不能不主张实行真正的革命。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他们就表现得生气勃勃，远比资产阶级立宪派站在更先进的地位。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实现民主革命，要求发动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孙中山说：“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而这点正是资产阶级立宪派所最反对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不能作科学的阶级分析，但是他们□□地接触到了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问题。他们常常用“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这样的概念来说明这问题。一九○二年，主张革命的杨笃生写了本《新湖南》小册子，他声明他的书是写给湖南的“中等社会”的。书中说：“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一九○三年，留日学生出的《游学译编》杂志上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都是“云兴鼎沸，糜烂生民，不可收拾”，其原因在于“无善言革命之教育”。这个作者认为，只有“中等社会”能够教育下层社会进行“有意识之破坏”，“有价值之破坏”，因此他说：“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一九○五年，陈天华在《民报》上写道：“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于中等社会主持其事”，这是说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这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陈天华不久后自杀，他留下的遗书中说：“今日唯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这些言论都表明，当时的革命派明确地认定，革命必须由“中等社会”来主持、领导，又必须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

　　“中等社会”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按杨笃生的解释，它包括“商”与“士”在内。“商”可以说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士”是指在那封建社会制度经受大动摇、大震荡的时候纷纷争求出路的知识分子。对“下等社会”这概念，上引《游学译编》中的解释是包括“秘密社会”、“劳动社会”和“军人社会”三者，在三者中又特别着重于“秘密社会”（即江湖上的会党组织），这种解释是有代表性的。

　　要革命，就会引发出“下等社会”的力量，这是资产阶级立宪派之所以反对革命的根本原因。康有为论述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说：“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法国革命史论》）梁启超则从“研究”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而对“革命主义”感到无限恐惧。他说：革命“必赖多数人”，而“吾见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梁启超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把“居民中最大多数”的“无恒业无学识之人”煽动起来，“非煽动人民之好乱性，举现在秩序而一切破坏之，则不能达其欲至之目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自信能引导“下等社会”进行“有秩序之革命”，因而至少在他们鼓吹革命的时候，不害怕下层群众力量的发动，而且事实上他们也进行了某些发动，这又是使他们比资产阶级立宪派高出一头的特点。

　　以上所述两点表明：和资产阶级立宪派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中国真正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因而要求革命；他们又不害怕发动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敢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