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商会与辛亥革命(6)

　　其一，由于各地商会的政治表现不一致，因而其作用与影响也不大相同，故不能简单地同日而语。

　　其二，在肯定某些商会政治态度发生变化，对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的同时，不能忽视其消极表现以及给革命最后失败所带来的隐患。

　　此外还应注意到，上述商会对革命的支持是非常短暂的。各地区光复之后，商会虽曾一度协助革命政权维持社会秩序和恢复市面，并劝募商家捐款，对普遍面临财政危机的各地方革命政权有所资助。但是，当南北革命和反革命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时，趋时善变的商会资产阶级在其政治动向的天平上随之发生倾斜。曾几何时，支持革命的态度尚属比较鲜明的汉口商会，在清军放火焚烧汉口之后，即公开表示不愿承受资产阶级社会降生时所必须经历的阵痛苦楚，声称："商等遭此大劫，无所归依，现拟结一难民团。不问其为何政府也、但知有抚我者而归附焉。"（《时报》1911年11月13日。）这种表现，可谓典型的商人政治哲学的绝妙反映。面临着在南孙北袁两个政权中究竟选择哪一方的转捩性关头，各商会资产阶级所考虑的唯一选择标准是实力。而袁世凯不仅早以历行"新政"的迷离形象，获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在镇压革命的过程中，更显示了他所拥有的北洋军事实力，财政上又有帝国主义作后盾，因此，他们自然将选择的砝码偏向了袁世凯一边。而对处于困境之中的孙中山革命党，则持消极抵制与不合作态度。

　　孙中山组建临时政府之后，首当其冲遇到的最大难题仍然是经费无着落。在军需急于星火，筹款难于登天的艰难处境下，临时政府主要采取发行公债、军用钞票以及向外借款的办法临时支撑维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商会对孙中山革命党的不满倾向愈益加剧。其原因首先是社会治安的混乱未很好解决。这一方面是下层劳动群众的经济地位在革命中没有得到改变，其自发斗争仍然踵起不绝，另一方面则是新政权对反动势力的打击不够彻底，土匪抢劫和盗贼骚扰时有发生，就连在孙中山坐镇的南京，同样是"抢劫之案层见迭出"（《申报》1912年2月28日；3月9日；1913年6月5日；8月3.）。其次是商业萧条的愁云惨雾不仅未见消逝，反而更加浓厚。许多地区"银元飞涨，日益加甚，人心恐慌，几达极点","市面萧条，大有江河日下之势"（《民立报》1912年2月24日。），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捐税的重新开征，引起商会资产级阶的普遍反感。

　　对孙中山革命党的不满心理，无疑将增加商会资产阶级对袁世凯的幻想。袁世凯伪装赞助共和，"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诺言，则更似一副兴奋剂，使其陶醉不已。于是，他们争先恐后群起加入"非袁不可"、"非袁不能收拾"的大合唱，胁迫孙中山让位。当孙中山为确保共和，提出定都南京的要求时，几乎南北所有商会都认为是节外生枝，不仅一辞莫赞，反而从中作梗。首先是天津商会公开通电，声称："若令袁公往南接任总统，北方必有变乱，于民国前途恐多危险"（《申报》1912年2月28日；3月9日；1913年6月5日；8月3.）。北京、天津等地陆续发生"兵变"后，上海商会也以在沪全体商人名义，呼吁"早定统一政府，免再风动云扰，致生意外干涉"（《申报》1912年2月28日；3月9日；1913年6月5日；8月3.）。由于商会以全体资产阶级的面目出现，造成所谓的民众心理，因而其举止言行必然会产生相当的社会影响。孙中山再次妥协而放弃自己的主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次革命"爆发前夕，商会又希图故伎重演，利用他们的长袖善舞，逼迫孙中山让步。上海商会曾以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的名义，要求孙中山等人"通电各省表明素志，其有谋为不轨者，一律严拿，尽法惩治",并说什么如是"则爱国之心可大白于天下……不复托名倡乱"（《申报》1912年2月28日；3月9日；1913年6月5日；8月3.）。孙中山不无愤怒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依然擂鼓猛进，促成了讨袁之伐的正式爆发。商会目的未能达到，则随之与孙中山革命党的矛盾趋于白热化。其领导人一头扎进袁世凯的怀抱，禀承袁氏旨意，"绝断一切与叛党之经济关系",积极帮助"速平祸乱"（《申报》1912年2月28日；3月9日；1913年6月5日；8月3.），极不光彩地充当了袁世凯绞杀"二次革命"的帮凶。事后，袁世凯亲自通令奖励各省商会："各商界烛其奸邪，绝其资助，遂使逆谋无由大逞，乱事得以速平，曲突徙薪，功匪鲜浅。"（《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第70页。）不难看出，在辛亥革命终结的最后一幕悲剧中，商会扮演的是何等角色。

　　一场革命运动如果没有比较巩固和强大的阶级基础，是难以获得成功的。作为辛亥革命阶级基础的具体体现者商会及其资产阶级，经济上十分稚弱，政治上畏怯保守，在革命酝酿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站在对立面反对革命，当革命进入高潮时他们也只是与革命先驱经历了短暂而淡漠的合作，有的则继续持反对态度，到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进行最后较量的决定性时刻，他们又公开与反革命同流合污，共同扼杀革命。显而易见，辛亥革命虽然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载入史册，但革命仅仅只是少数阶级先驱的活动，从未成为整个阶级主体的历史行动，因而其以失败的悲剧告终也就在所难免。

　　【资料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